传统的中国没有官学，只有民学，或者以民学为官学。学不在官，在民。

学术、学问包括两类。一类是无文字的学问，即行动的学问，实践的学问。一类是基于文字的学问，是书本的学问，理论的学问。中国的传统更重视前者。

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悌、谨、信、泛爱、亲仁之类，都是行，但也都是学，把这些都做好了，都学好了，还有余力，则可以去学习第二类知识，基于文字的知识，去读书和钻研理论。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子夏的意思实质上与孔子是一致的。知识在子夏授徒的时代，人们眼中的“学”字可能已经更多地指读书了，即更多地指对基于文字的知识的学习，指读书。子夏则给出了纠正甚至否定。

子夏还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由于无论是“学”，还是“仕”，古今意义想去甚远，故对这句话的本意、古意，现代人已经很难知道，很难理解了。

古之学包括行之学和文之学，且重在行之学。行之学，本身还是为了行，为了自己之行，让自己的行为更合理。所以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意味着即便在孔子的时代，学的含义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出现古今之别。

学习是为了让自己的行为举止更合理。“学而优则仕”的意思是，一个人学习的非常优秀，以致他的行为举止非常合理，非常优秀，那么他应该去给别人做示范，启发、引导更多的人，让他们的行为也更合理。“仕”的意思固然是做官，但是“官”象“学”一样，古今之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古之官是教，教化之教。教就是教老百姓去学习，通过学习提高其行为的合理性。“仕”、“官”的含义是教别人去学，依然属于学的范畴，是老师。而今之官，则是管理、统治，同时还以为这地位和财富。

如果说，对“学而优则仕”，今人已经误解的不行的话，那么对“仕而优则学”则就根本不知在学说什么了，所以也就根本不理论它了，这导致知道它的人很少。“仕而优则学”中的学，是指专门的，有意的去教学。“仕”本身的意义就是教学，但是这个教会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是专门的去教学。清人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对“仕而优则学”是这样解读的：“古者大夫士，年七十致事，则设教于其乡，大夫为大师，士为少师”。“致事”就是退休。意思是古代的士大夫70岁退休，然后就回乡发挥余热，开设培训班教育乡人。

所以，古之学又有两义，学习之学和教学之学。“仕”与教学之学基本义，当然“官”也与教学之学同义。更简洁地说，“官”、“学”同义。

学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行之学，这个是基础，另一类是文之学，这个是衍生品。行是谁的行，是所有人的行，所有人的基础是谁，是老百姓，是人民、民。也就是说学的根本、根基在民，在民间，在民间的历史。文之学的根干是《五经》，后来又加上从《五经》派生出的《四书》。《四书五经》的基石不是别的，而是“民本”、“民为贵”。也就是说，文之学的根本依然在民。

总之，从把内容上看，学是根植于民间，是民学。“官”是教学，就是去教“民学”。即中国学术从无官民之分，只有一个民学，而无官学。

中国学术的“民学”性质在汉朝又一次得到表现，而且被清晰地记录下来。刘邦是不读诗书的农民，他带领一帮同样不读书的农民造反成功后，所成立的政府毫无学术可言，这时《五经》不在朝廷，而在民间。所以，朝廷不得不设重赏向民间征集《五经》的材料，谁能贡献一经的文本，或者对一经的一种新的解读，就封他一个博士，直接做官。

中国学术的文献上根干是《四书五经》，都是在汉朝以前就形成了的，此后的历朝历代，都是无条件接受，没有哪家皇帝，哪届政府狂妄到要编订一套新的东西，去替代它们。朱元璋也只是敢于修改孟子，而不敢动五经，即便如此，也不过徒增历史笑料。

也就是说，即便出现专制政府，且愈来愈专制的秦汉以来，中国的学术依然是民学，而没有官学。从教育制度上看，中国教育的基础是私塾，以及以后的书院。无论私塾，还是书院，其性质都是私人的。当然，后来朝廷也办国子监，也办书院，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中国教育制度整体上私人属性。即中国学术从根本上是私人的，是私学。

“学而优则仕”的实质在于，说明“学”和“官”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学”是民学、私学，“官”民学的优等生和推广者。所以，唯有民学才是实体，“官”自身不是实体，其根本在“学”在“民”。

这具体又表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官员选拔制度上。自古以来，中国的官员都是从民间选拔的，选拔的标准就是“学而优”。但是，学而优的具体标准却是随着时代、朝代的变化不断变化的。但从历史整体而言，中国官员选拔制度可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推举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考试阶段。考试就是所谓的科举考试，从唐朝开始成熟。

前文已经多次提及，学从内容上包括行之学和文之学。中国官员选拔制度的两大阶段中，唐朝以前的第一个阶段更重视行之学，此时不重视文字化考试，或者压根没有这样的考试，而是根据品行进行推荐。唐之后的第二阶段则开始以科举考试为重，此时更加重视文之学。

现代人一般认为科举一定是考试的。其实科举是分科进行选拔官员的手段，其具体的选拔手段不一定包括考试，尤其是答卷考试。

汉武帝时为了增加国库收入，汉武帝决定对酒、盐、铁进行官方垄断，在实施这一决定之前，汉武帝召集了一些民间人士进行开会商讨，其会议记录被保存了下来，这就是著名的《盐铁论》。《盐铁论》把来自民间的人士划分为两类：“贤良方正”和“文学高第”，前者又简称“贤良”，后者又简称“文学”。也就是说，至少在西汉，就已经把人才、官员分为两大科。“贤良方正”选拔标准对应的是行之学，“文学高第”对应的是文之学。

对科举来说，朝廷所做的只是被动地选拔，对于学的内容，以及学习的过程，朝廷基本都是不干预的，而是完全顺从、顺应民间。

总之，历史地看，中国文明的核心在学，而学又一直是民学、私学。所以，要复兴中国传统，其核心就是复兴中国传统之学，即恢复民学、私学。

中国真正出现官学，恰恰是现代化之后的事情。其标志是1912年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宣布废除读经。自此，中国历史上官方开始推出去替代《五经四书》的标准教材。在教育制度上，学校和大学开始取代私塾和书院。当然，无论教学内容，还是教学制度统统都是自欧美引入。

所以，要恢复传统的私学，就必然要对来自西方的官学进行否定，教材内容和学校及大学制度进行否定。

历史地看，西方与中国恰恰相反，中国是一直有私学而无官学，西方则有官学而无私学，即便所谓的现代文明依然如此。目前很多人以学校、大学的所有权的公私，来评判学术本身的官私，这是不对的。学术官私的评判标准从根本上在学术本身，包括起源和目的以及教学传承方式。

唯有在民间起源的学术，唯有自下而上的学术才是民学、私学。而全球文明史中，唯有中国的学术是民间起源的，而西方的学术则起源于上层的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

唯有服务于纯粹个人目的的学术才是真正的民学、私学，在全球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的学术服务于纯粹的个人目的。中国学术的目的是提高自身行为的合理性，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合理的，答案是符合自己本心本性的。所以，中国学术的根本目的就是发现和发挥自己的本心本性，这是绝对个人化的。

唯有在教学和传承方式上是个人化的学术才是私学。在全球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学术在教学和传承上是纯粹个人化的。在私塾中，是纯粹的个人在教，也是纯粹的个人在学。是否为纯粹个人的判读标准是其收入来源，是否有机构为其教和学行为提供资金。当有人为你提供资金时，你的教和学就必然受到出资方的影响，从而导致你的教和学都是服务于你自身之外的目的。说的更直白一些，你是否是拿人钱财地去教，去学，去研究。如果是那人钱财的，你的教、学就成钱财的工具。唯有中国传统的教和学是非拿人钱财的，而西方的教和学，当然包括现代的，以及中国所引入的现代化的教和学，都是拿人钱财的。譬如大学教师的工资不是直接来自学生，而是来自大学，而大学的资金或者来自政府，或者来自资本家。所以，大学教师不是政府的工具，就是资本家的工具。（微信公号：新心性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