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儒家的传统都不喜欢长篇大论。你看《论语》，是一句话一句话的，是语录体。《五经四书》也都和《论语》一样，都是是一句一句、一条一条的，很简单。直至清朝，中国人的文章风格依然如故，只是后来一条的篇幅大了些，成为一篇一篇的文章。但是文章与文章之间和以前一句话一句话之间一样，都是独立的，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逻辑体系”。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松散的语录体，而西方人崇尚繁杂恢弘的“理论体系”，这里不能展开讨论。只是指出，很多人以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水平不如西方是肤浅无知的。
“理论体系”式思维，根源于神学思维，也都和神学一样迷信的，因为一切理论体系都象神学体系一样，是个人意见和臆断。把任何“理论体系”当做真理而推广到全社会，最终必然会危害社会，导致灾难的出现。基督教的理论体系如此，现代的科学理论体系也是如此。现代环境危机的出现，根源就在于现代科学理论体系。
而中国的语录体式思维则源于自然思维。中国人最崇尚的是自然，即世界自然而然的状态，本然的状态。人心不仅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属于自然，而且是自然的核心。《礼运》说，“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心就是天地之心，就是自然之心。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后来宋明儒家为何说“性即理”、“心即理”。心、性即人心人性，理就是自然，这两句话的实质是“人心即自然”。
总之，由于中国人无比崇尚自然和心性，导致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和一般所认为的不同，中国文明是一个不重读书，不崇尚文字，不喜理论的文明。孔子教导大家，“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禅宗的慧能干脆说自己不识字。王阳明也是一再强调不立文字。
这里为何提禅宗，提慧能，因为禅宗是佛教的异类，甚至叛徒，它的核心是儒家，而且是孔孟儒家。禅宗的和尚实际上更是披着僧袍的儒家。
儒家是不不承认存在任何的理论体系的，因为儒家只承认人心、人性，一切理论体系都是源自人心。具备主体、实体地位的是人心，而非理论。既然真正的主体唯有人心人性，那么学问的核心当然只需关注人心人性，而不是去关注人心人性的衍生品。
而西方恰恰相反，认为“理论体系”是主体和实体，而人心则要服从理论。完全搞反了。
在宗教时代，西方人构造出形形色色的神学理论，构造出很多神，包括多神体系和一神体系，认为世界和人都是神创造的，人应绝对服从神。
现在大家都知道，神学是迷信，神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却认为现代西方形形色色的理论体系是真理，包括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事实上，这些理论体系根源于神学体系，也和神学一样是迷信的。
在欧洲人看来，现代科学理论体系与基督教神学理论体系当然是对立的，前者也比后者进步的多。但是，在儒家看来，现代科学理论体系与宗教的神学理论体系并无本质不同，都没有意识到唯有人的心性才是真正的主体和实体，都错位地把心性的衍生品当成主体和实体。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基督教认为主体和实体是神，而现代科学则认为是真理。
孟子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从而提出“义内”、“义外”说。孟子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一切理论都是本源于、内在于人心，都是从人心中长出来的。这就是“义内”。他用“义内”说去反驳当时中国突然出现和流行的“义外”说。我认为这种“义外”四外来的。
戴震是清朝儒学的最核心人物。清朝的儒学被称为考据学，现代人对清儒、对考据学最大的误解是，他们之所以孜孜于做考据和钻故纸堆，是因为害怕清廷的政治迫害、文字狱。事实，考据学在清朝出现，是中国学术的乃在逻辑使然，和清朝政府基本上没有关系。清儒认为，宋明儒学偏离了孔孟儒学，所以他们要回归孔孟。
从这个意义上看，清儒回归孔孟的大业最终体现在戴震的一本书上，就是《孟子字义疏证》。这本书是有清一代考据学的精华所在。戴震提出了一个在不仅在当时几乎无人理解，而且至今也几乎无人理解的观点，那就是，所有的理论都是个人私见，个人意见和臆断。如果，把任何理论尊崇为真理，并在全社会推行，必然导致”意见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