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给犯罪嫌疑人做辩护或代理人，整个社会都能理解，这是一项正当的工作;如果一家公关公司给引起公愤的企业做公关代理，社会评价可能会显著不同。你如果是公关从业人员，甚至这种代理风险的顾虑会让你想到放弃。尽管公关业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但是，如果有人对当下的公关行业进行一个社会评价调研或舆情诊断，结果可能会让很多业内人士不愿看到——我们正处于一场缺乏社会认同的道德危机之中。

　　这并非危言耸听，也不是抹煞成绩。其实，现代公关业从诞生成长至今就一直伴随着种种道德合法性的诘问，公关业始终是处于亚健康状态。我们来看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的一段话：新闻与传播学院最滑稽的景象之一是，新闻与广告、公关、宣传同处一个屋檐下，有志于追求真相的人和专门制造和混淆信息的人共在一个熔炉中，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勾肩搭背，勾心斗角，你来我往，我诈尔虞!堪称创造多重自我和产生精神分裂的好去处，建议统一更名为School of Information。

　　一个屋檐下的学者竟然如此看待公关，将公关视为新闻的敌人，确实有些令人讶异。不过，这或多或少地将公关业不堪的现实呈现在你的面前，在当下的公关实践中，公关往往充当了当事人(企业)遭遇媒体批评或攻击时的“消防队员”，化解舆论危机似乎成为公关最重要最关键的价值体现。公关在一些媒体或学者眼中，完全成为一种工具化的生存，工具的价值只对于工具的使用者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公关的本源和本义被浮幻的现实所遮蔽，对公关的社会误解进一步加深。如此情境下，我们确实有必要对现代公关业的价值体系和方法实践作一番认真的梳理，重温百余年前艾维·李“用事实说话”的行业起点。

　　作为一个曾经从业15年的新闻工作者，笔者以为，公关与新闻本质上并非胡泳所谓的敌我关系，从艾维·李到很多投身公关的从业人员，很多便是新闻记者出身。原因很简单，公关和新闻都是以“用事实说话”作为职业化的起点，不仅如此，在一个健康的媒体环境中，公关是作为理解和尊重媒体的专业人士出现的，是协助媒体或记者进行沟通或发布信息的角色。那么，分歧和问题出自哪儿呢?

　　一种观点认为，新闻的核心关键在于“事实”，与其说用事实说话，不如说是让事实说话，寻找追究事实真相是新闻工作者的天职;而公关的核心在于“说话”，在事实的基础上如何“说话”，这是公关的专业性所在。

　　这种观点似乎并没有错，也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新闻与公关在实践过程中的不同，但是，这种观点并未涉及到两者在价值指向的差异。依据事实说话，公关和新闻根本上并不冲突，但是两者追求的价值却各有各的维度。新闻作为社会公器，无论是用事实说话还是让事实说话，都是站在或试图站在社会公共立场，通过对事实真相的追根求源，来吁求或主张社会公共价值;而公关所追求的应当是社会公共立场与组织利益之间的平衡，是带有“主体间性”的具体价值形态，或是通过对话沟通产生的社会协商价值。我们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生态中，两者都是建设性的力量，常态中两者并不相悖，应当成为多元互补的一种良性关系。其实，艾维·李除了用事实说话讲真话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凡有利公众的一定有利于组织，这点尤为重要却往往被忽略，公关的社会价值认同与此紧密相关。我们必须承认，公关业忽略了面向社会的自我公关，公关行业在中国还非常幼稚，我们需要达成这样一个社会共识：公关和新闻同样尊重事实和公共价值。

　　检讨当前很多公关异化(有术无道或术道不分)的现象，公关价值观的缺失或者行业缺乏社会价值认同，是道德危机产生的最深刻的根源。公关如何成为一个被社会广泛尊重的行业?不仅在于你的服务是具备独特专业性基础的，你所具备的职业伦理是必须得到认同和尊重的，从坚守的价值观到清晰的方法论，都显示行业的成熟度。

　　追随前辈遥远的足音，回到公关的起点，既是重温经典，又是为了告别起点重新出发。在公关寻找社会价值认同的过程中，笔者以为，公共关系作为一种传播、沟通与对话的现代管理技术，需要社会关怀，需要真正地参与一些大事件，需要在现代文明刻度上留下印记，这才是获得社会尊重的标志。(作者:王丰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