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gender）是相对于生理性别（sex）而产生的一个概念。它产生于70年代初的国际妇女运动，后来被联合国采用，是国际上分析男女平等的重要概念。

    把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纳入社会发展和决策主流的提法，最早集中反映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将性别观点纳入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主流，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这个战略要求任何领域各个层面上的任何一个计划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或项目计划都要对性别影响进行分析。中国政府是世妇会上承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49个国家之一，中国政府把男女平等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

    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已经过去8年了，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承诺，在法律、社会资源、发展机会等各方面为妇女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但是社会性别主流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对我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心理进行彻底的反思，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要真正做到性别意识主流化，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提高民众和政府的社会性别意识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而这一国策在民众中的知晓度并不高，人们总是认为性别平等是妇女问题，应该由妇联来解决，这就把社会性别问题妇女化了，好象是妇女出了问题。事实上并不是妇女出了问题，虽然问题从妇女身上表现出来，它反映的却是社会问题。在改革中，妇女的滞后发展，妇女的弱势地位都与社会对待妇女的方式有关。如果我们把性别问题看成是妇女出了问题，就会把妇女看成是改革的包袱，改革需要轻装上阵，妇女就成了被牺牲的群体。一个国家如果经济发展了，性别差距反而拉大了，这样的发展并不是一种社会文明的发展模式，而且它也将引发各种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最终阻碍经济的发展。所以我国一直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这就要求整个社会的文明发展。如果我们意识到改革后出现的种种性别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反映，我们就会反思社会对待妇女的态度，就会努力为妇女创造更加平等的竞争机会，妇女就会与社会同步发展。所以性别平等仅仅靠妇女来做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尤其是政府的行动，也就是要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社会发展主流。民众的性别意识是一种最好的监督力量，我们必须在提高民众的性别意识上下功夫，利用社会性别意识培训、媒体宣传、三八节活动等各种形式，让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家喻户晓，不断提高民众的性别敏感度。

    中国政府在世妇会上的承诺，意味着政府必须有实质性的行动，政府是让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主要承担者。把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首先要有决策依据，而这个依据是建立在社会调查研究，尤其是进行性别比较基础上的。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是政府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工作机构，它所做的社会性别调查、社会性别监测，就是为政府提供性别决策依据。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政府性别工作机构就称为“妇女地位调查委员会”，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如何收集性别数据，如何分析、判断性别差异，为政府提供真实的妇女处境的报告，是为政府进行性别决策的重要环节。但是提供这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中国做性别比较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找不到数据，无论是政府还是研究机构的统计，绝大多数都没有把性别作为一个分类项目，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把性别作为一个视角来考虑问题。所以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首先是纳入最基础性的工作，具体的工作。当我们日常的统计数据具有性别分类时，就自然有了性别比较的意识，就很容易发现性别问题，也很容易让决策者发现哪些决策会对性别产生影响。性别分类的数据也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深层研究的资料，以解决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应该敦促政府在进行各种统计时把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分类项目，这就把性别意识纳入政府的具体工作并成为一个思考的角度。

二、用社会性别概念来分析性别问题 

    如何分析性别的差异，从什么角度寻找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对研究性别问题，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和真实的依据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性别平等理论主要是从阶级、私有制角度探究性别不平等的原因，妇女只有在阶级和私有制消灭后才能获得彻底解放，让人感觉到妇女的解放是如此的遥远，现实却有非常严重的、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在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谈妇女问题总显得有些奢侈，于是性别问题常常被认为是可以搁一搁的问题。另外现代社会的阶级概念变得复杂起来，从这个角度看性别问题就变得更不明了。其次传统的性别平等理论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性别问题，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了，妇女的地位也自然得到了改善。妇女问题确实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但是不是绝对的。这种观点有可能引导人们以为妇女问题可以等，只要经济发展了妇女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于是在发展中只注重经济效益，完全忽略了公平原则，在这样的发展观念中，会更加忽视妇女的利益，妇女就很容易成为滞后的群体。

    社会性别概念与传统的性别理论有所不同，社会性别概念是指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的社会性差异和社会性关系。即指在一个特定社会中，不是由生理因素而是由社会因素形成的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角色、活动等差异。社会性别概念认为因为社会的性别组织方式，决定了社会如何看待男人和女人，并按一定的模式期待男人和女人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社会性别观念导致了社会性别角色定型，它限制了男女两性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社会性别角色定型往往是不自觉的，社会性别常常在社会制度（如文化、资源分配、经济体制等）中以及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传递和巩固。

    基于社会性别概念对两性差异的认识，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的角度主要是从社会性别角色分工、市场机制对机会和资源的配制、行政体制、社会心理文化、性别等级制度等方面来考察性别差异。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的任务是要识别那些基于劳动分工、获取和控制资源和利益造成的在工作和生活中的性别差异；了解关于知识和技能、工作条件、社会保护、家庭责任、经济政治决策所给予男女两性的不同机会和限制；识别法律和社会文化等大环境给男女两性造成不同的机会与限制。社会性别分析方法的角度不是单纯从女性角度出发，而是从两性的角度出发，考察各种因素对男性和女性同时造成的不同影响，而且它是一个很现实的角度，它关注两性的现状和现实的原因，把妇女问题放在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大环境中来考察，并强调改变妇女的现实社会环境，消除性别不平等。

    社会性别概念还认为，男女之间的各种社会性差异和关系会因各种具体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且会随时间发生变化，这意味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性别的变化，这种观念使性别平等工作不再是一项遥远的、并不迫切的工作，而是一项每时每刻都会起作用的工作，它对男女两性同时产生影响。社会性别概念把我们从“谁压迫谁”的思维中拉出来，从更高更大的范围去看性别问题，于是我们就会发现，男女不平等不仅只是女性付出了代价，男性也付出了代价。为什么男人容易谢顶？因为他们心理负担重，他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事业失败对男人是致命的打击，他们没有退路；为什么男人的脸部表情比女人少？因为我们要他们做英雄，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他们有泪也不能弹，打掉牙往肚咽，于是他们的脸就变得僵化了；为什么男人的平均寿命比女人短？为什么优秀的男人英年早逝？男人受了谁的压迫？所以性别不平等不是谁压迫谁的问题，而是社会的性别组织方式同时压迫了男人和女人。所以争取性别平等不仅仅只是妇女的事情，而是男女两性共同的事业。由此可见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是将性别意识纳入主流的很好手段。

    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来考察我国改革后的种种性别问题，就会有新的发现。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社会开始全方位的流动：不同所有制之间、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不同经济收入的职业之间等都出现了流动，流动造成了社会的分化，在这种分化中，就整体而言女性的发展明显落后于男性，也就是说社会分化包含了性别分化，性别分化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震动，改革开放后性别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正是这种震动带来的思考。如何看待性别分化，最初流行的观点认为妇女素质低是造成性别分化的原因，以前大锅饭掩盖了妇女素质和竞争能力的弱势，改革触动了妇女深层次的问题。基于这样的思考，妇联忙于提高妇女的素质，提出以素质求地位，以贡献求平等的口号。那时我们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表面，从表面来看，被淘汰的往往是没有文化、没有技术，缺乏竞争力的妇女，而我们没有进一步探讨妇女的什么素质低了？为什么会低？当一个婴儿出生时，我们很难断言他（她）会长成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她)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机遇。人刚出生时的差别是很小的，不同的成长环境造就了不同的人。社会性别在人一出生就开始影响着男女，男女两性不同色彩的名字隐含着不同的期待；家长给女孩的玩具是洋娃娃，期待着她长大以后能够生儿育女做家务；给男孩的玩具是一把刀一把枪，期待着他将来能够打天下。是不同的期待造成了两性不同的群体特征，并不是女性天生弱小。再说，到底妇女的什么素质比男性低了？从生理上来说，除了女性的体力不如男性外，很难说女性在生理上比男性弱，女性对疾病的内抵抗力比男性强，在特殊环境中女性表现出更顽强的生命力。而且科学的发展正在不断贬低人的体力，所以女性在体力上弱于男性并不是女性发展的一个障碍。现实中女性也主要不是在体力上受到歧视，而是在生育功能上受到歧视。从生理上来说，生育并不是女性生理上的弱势，恰恰相反，它是女性贡献于人类的生理优势，人类社会就是基于女性的这种生育功能而生生不息。但是女性对人类的这种贡献并没有得到人类社会的公正对待，女性因此在社会上的发展受到阻碍，这种障碍并不是女性生理弱势造成的，而是社会对待女性生育的方式造成的，所以这个障碍是社会性障碍。因此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并得不出女性的生理素质比男性差的结论。从文化素质来看，女性总体上确实是比男性低，但是文化素质与教育有关，女性没有得到与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机会，即使是在大锅饭时期，妇女受教育机会依然是不平等的。另外即使妇女获得了平等的教育机会，其他因素依然影响着妇女的社会竞争能力，那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女大学生已经超过了男大学生，性别歧视依然存在。所以导致妇女的社会竞争能力弱同样是一个社会性障碍。

    在社会的流动和分化中，女性的滞后常常与素质无关，比如在城市下岗潮中，退休制度和年龄上的一刀切，导致女性比男性提早5——10被挤出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在农村人口流动中，男性不分已婚未婚都有流动的机会，而已婚妇女却更多地滞留在土地上，成为第一产业的主力军。未婚女性没有家庭的拖累获得了暂时流动的机会，她们中大多数人婚后还是要回到土地中去，所以无论是雇佣她们的人还是她们自己都是一种短期打算，而没有长期投资发展的打算，所以农村男性的流动往往是建立在女性留守土地的基础上。当社会封闭时，男女都被限制在土地上，农村中流传很多观念认为妇女不适合干某些农活，很多技术性的活都由男性垄断。当男性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离开土地时，这些观念和垄断就不存在了。所以在改革开放后，更多低层次职业和职位向妇女开放了，而高层次的职业和职位对妇女依然有种种的限制，女大学生就业难是很明显的限制，而很多限制是看不见的，就是所谓妇女发展的“玻璃天花板”。所以在社会的流动和分化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性别的分化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种分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男女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性别角色、不同的劳动分工、不同的获取和控制资源的优势造成的。

    妇联在提高妇女素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妇女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是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帮助妇女，对妇女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认为是因为妇女的素质低造成了她们的弱势地位，那么我们在帮助她们的同时也会增加她们的自卑感，在心理上造成弱势。如果我们认识到是社会的不公平造成了妇女的弱势地位，我们是帮助妇女跨越社会的不公平，这样就能在帮助妇女的同时提高妇女的自信，以更公平的态度对待妇女。

三、检查现有的制度和机制对性别造成的不平等影响。

    中国政府在世妇会上的承诺，把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就成了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时必须有性别意识。所谓的性别意识不是不持性别歧视的态度就可以了，而是必须考虑到这些法律法规对性别造成的不同影响。改革开放后政府的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在制定时并没有性别歧视的内容，但是实施的结果却会出现了性别不平等现象。比如90年代中期，国家农业部颁布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97年在四川省两个实行这项政策的农村调查结果发现：无地人口799人，男性83人，占10.63%；女性305人，占38.17%；儿童441人，占51.4%。这项政策制定和实施时对男女是一视同仁的，并没有歧视妇女的内容，但是实施的结果却使更多的妇女失去土地，因为它忽视了我国农村婚姻从夫居的特点，所以这不是一项性别歧视的政策，却是一项没有性别意识的政策，它没有考虑到这项政策对男女两性不同的影响。

    上海的性别平等在世妇会后有了很大的发展，市政府在制定政策，尤其是与妇女相关的政策时，会主动听取妇联的意见，这是妇联把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的最好机会，对此市妇联平时就必须有所准备，对全市妇女的状况有所了解，并有自己的性别决策。

四、推动政府进行社会性别预算、审计和评估

    “第二期上海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是一个很好的课题，我们可以把它发展成市妇联的性别决策依据，市妇联可以联合各界力量，在上海妇女地位调查的基础上，对上海妇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一个研究，进行筛选和排序，对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做成项目方案，要求政府参与投资，推动政府进行社会性别预算，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做严格的社会性别审计和评估，把上海妇女发展中的问题一个一个有重点的解决，就象市政府为民实事项目一样，让妇女能够直接感受到妇联推动政府为妇女所做的工作。

 主要参考书目：

《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关于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概念和目标》刘伯红，2003年女性学研究生班讲义

《北京宣言》，见《’95世妇会印象》附录，孟燕堃主编，上海科普出版社96年出版

《行动纲领》，见《’95世妇会印象》附录，孟燕堃主编，上海科普出版社96年出版

本文2003年获上海市妇女学学会、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社会性别与社会公共政策研讨会”论文三等奖

发表于《社会》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