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  来娣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她结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取得上海户口，所以她选择的既不是她爱的人，也不是爱她的人，她选择的仅仅只是一个有上海户口的男人，不管他是谁，只要能够帮助她获得上海户口，就是魔鬼她也嫁。事实上她确实做好了嫁给魔鬼的心理准备，心甘情愿去承受痛苦，毫无怨言地去接受非人的待遇，从来没有想过要保护自己。她的这种行为和心态看上去是非理性的，实际上是有内在逻辑性的。

中国近代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没有被打破，长期以来农村支撑着城市的发展，当改革的浪潮再一次袭来时，农村又一次成为城市发展的大后方，为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劳动力，同时农村也获得了发展机遇。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农民在发展过程中承受了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乡镇企业发达的农村正在朝城市化发展，农民在本地获得了发展机会；乡镇企业不发达的地方，大量农民外出打工。由于农民身份的限制，农民在城市里受到了明显的剥削，他们在城里干的是最苦最脏的活，得到的是最低的报酬。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在地里辛苦一年，也赚不到那么多的钱。所以在城里报酬低、工作苦，只要有活干，他们都愿意。一些进城找不到工作或不想吃苦的农民，对自己的不公平处境心理不平衡，便在城里干起犯罪的勾当。城市人对农民工进城持矛盾的态度，在社会等级关系中，城市人在农民面前总有优越感，他们需要农民进城承担苦脏累的工作，对他们又持歧视和排挤的态度。在城市每一个农民工都必须面对强大的城市势力，形成复杂的心态。在一些大城市，长期留下来的外来人口正在形成自己的亚文化势力。

来娣就是从贫穷的农村到上海的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她到上海时，除了一身的力气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任何资源。在这个城市中，她是一个边缘人。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是通过户口来控制的，城市人和农村人享受完全不同的社会待遇，各种社会保障体系都把农民排除在外，所以农民一有机会就希望改变自己的身份成为城里人。这种现象直到改革开放后，发生了变化，在上海近郊富裕的农村，由强大的集体经济做后盾，农民宁愿在农村做一个富裕的农民，也不愿意进入城市劳动力大军。在贫穷的农村，农民依然渴望成为城市人。来娣获得上海户口的愿望比一般的外来妹更强烈的原因，是因为在贫穷落后的农村，一个离婚妇女再也不能在夫家呆下去，回娘家也不受欢迎，她成了一个没有着落的人，所以来娣到上海产生了强烈的获得上海户口的愿望，她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人。城市户口对于外来人口，尤其对于农民一直是控制得很严格的。上海是一个很多人向往的城市，人口的压力一直很大，所以上海对于外来人口入户上海控制得更加严格。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农村妇女来说，婚姻是她获得城市身份的重要途径。在上海的城乡结合部聚集着“外来嫂”群体，她们大多嫁给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的上海男人，她们解决了上海一部分大龄未婚男人的婚姻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建立新的贫困家庭，她们大多是当地政府重点帮困的家庭。但是“外来嫂”的命运是各不相同的。有些“外来嫂”在丈夫下岗后，用她们的一技之长支撑起了家，有的开一个裁缝铺、有的开一个家庭理发店，有的做钟点工，用她们的勤劳和智慧支撑着家，她们中有些“外来嫂”在家庭中非常有权威。也有不少“外来嫂”贫困潦倒，受到丈夫及其亲属的歧视和欺负，度日维艰。

“外来嫂”的命运与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的不公平待遇有关，她们的外来妹身份，在上海就受到歧视，决定了她们大多数人只能在低层次中进行选择；表面上她们受丈夫或者其亲属的歧视和欺负，实际上她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城市势力。“外来嫂”各不相同的命运也与主观选择有关。能力强，肯吃苦的“外来嫂”就容易掌握自己的命运。对自己命运的掌握与一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和人生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来娣的穷困潦倒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她自己的一种选择。来娣希望获得上海户口，不一定非得嫁给一个下三烂的男人不可，虽然她的条件已经没有多少优势，但是如果她嫁给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但是人品比较好的男人，她的命运就会完全不一样。无论在多么艰难的环境中，每个人依然拥有选择权。不是来娣没有机会遇到好男人，而是她从一开始就放弃了选择权。她准备着嫁给一个魔鬼，魔鬼就来到了她的身边，这不能不说是她自己的一种安排。她的这种安排与她错误的认知有关，她想获得上海户口，无非是想在上海长期呆下去，无非是希望在上海有一个稳定的保障，获得一种更好的生活。而实际上仅仅有上海户口并不能够帮助她实现这种理想，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上海人，都是有上海户口的，依靠政府的救济是摆脱不了贫穷的，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是靠自己。

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越来越放松了对人身的控制，户口的作用正在不断的淡化。在上海要获得发展空间，户口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发展的机遇是靠自己去争取，对于上海人来说也是一样的。虽然上海户口对于外地人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但是怎么看待它，怎么获得它，对一个在上海发展的外地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些农民赤手空拳到上海，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更没有上海户口，他们从最苦的活干起，抓住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不断突破社会身份对他们的限制，在上海为自己创造了一份富裕的生活。很多农民在上海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在上海人买不起房子的时候，他们在上海买了房子，获得了上海户口，上海户口只是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副产品，因为他们非常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始终没有偏离自己的目标，他们反而更轻松地获得了上海户口。

来娣希望获得上海户口是希望在上海有一种更好的生活，上海户口不过是实现这种理想的手段而已。但是在实践中，她却把手段当作了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她不惜牺牲自己的幸福，她误导自己离开了原来的人生目标，结果离她理想的生活越来越远。如果她追求的目标是一种更好的生活，她完全没有必要嫁给那个下三烂的男人，没有上海户口，凭来娣的聪敏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完全可以帮助她获得比现在更好的生活，就是现在，她依然没有失去为自己创造更好生活的能力。但是来娣却把上海户口作为追求的目标，以非常危险的方法维持着婚姻。当她成为“外来嫂”后，她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社会保护资源，但是她不但没有利用这些资源来保护自己，还破坏了这种对她来说的非常宝贵的资源。当妇联主动上门维护她的权益时，她为丈夫遮掩，消解了保护她的力量；当警察对她丈夫严重的家庭暴力进行制裁时，她又带着满身的伤痕护着丈夫，消解了制约丈夫的力量。她的行为怂恿了丈夫的恶行，使丈夫对她的虐待不断升级，最后发展到串通外面的男人对她进行性骚扰。为了上海户口来娣已经走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户口重要还是生命重要？获得户口的目的是什么？来娣应该认真思考，如果来娣还不调整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话，她将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摘自本人出版的书籍《触摸夏娃的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