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后，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妇女的生存处境也因为多样化的选择而变得复杂起来，家庭和事业一直是女性的两难选择，在妇女下岗潮中，一部分妇女是主动选择回家的。妇女的主动选择是否表达了妇女的意志？当普通妇女有了主动选择的可能性后，什么因素会影响她选择放弃工作，这些主动选择的背后是什么？对妇女又意味着什么？我选择了一个主动选择回家而后又选择就业的下岗妇女的个案，试图从某一个角度回答这个问题。个案的主人名叫王倩，是一个经历了国家意识形态和妇女就业环境的巨大变化的普通中年妇女，她的经历对于普通中年妇女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王倩是这样描述她的第一份工作的：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营业员，集体企业，是一个果品公司，中学毕业分配进去的。我感到第一份工作是理所当然的，国家分配的，也没有自己选择。集体企业比国营企业要多做钟头，就象后娘养的孩子，我们在外面摆摊头，流动摊，很苦的，那时的观念不象现在，也没有想到要跳槽，就这么苦过来。

王倩的第一份工作是由国家分配的，那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单位归属”，国家在就业安排时不分性别，提倡男女平等，不管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是促进妇女解放的国家政策，还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使用妇女劳动力，都促使妇女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并深刻地影响了她们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后，人们获得了选择工作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又与严重的就业危机连在一起。中年妇女在就业上受到的冲击最大，一部分妇女选择了回家，那么什么理由会促使妇女选择回家？不同的妇女会有不同的理由，王倩的理由是这样的：

我是97年下岗的，我下岗有些特别，我们的行业越来越不景气，超市那么多，我们竞争不过他们。我工作20年了，勤勤恳恳这样做，他们（领导）上班槎槎麻将，用各种各样的制度来压我们。你这样做，到月头完不成任务要扣工资。我很远赶来上班，一个月工资只有600元，还要说你指标没有完成，要扣掉多少。对整个行业的不满，我就主动要求下岗。

先生的工资也能够养家糊口，我先生也希望我能够回来，他的工资有五、六千元。我儿子从小有严重的哮喘，我回来那时，他要长身体了，功课也很多，我先生说，你把孩子弄弄好，让他长发头上把这些毛病带走。我回家一方面为了孩子，另一方面为了先生，他很忙。我拿600元，8小时一定要工作的，家肯定顾不了那么好。如果我的收入高，象我先生那样，我肯定不会回来。象我这样做，又做不出成绩。

王倩回家的第一个理由是她没有一份好的职业，她的工作既辛苦又没什么钱，也没有成就感。王倩如果有一份好的职业，她不会选择回家，如果她有机会获得另一份好的工作，她也不会回家。这里引起我们对妇女职业处境的思考，妇女在职业场上的困境，使一部分妇女在权衡各种利弊后选择了回家，她们一旦回家，就失去了更多的社会资源而使自己处于孤独无援中，一旦家庭出现变故，她们很容易进入被动状态。

改革开放后，妇女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女大学生就业难、大量中年妇女下岗、女性比男性早５－１０年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在产业结果调整中，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社会资源，在获利少的第一产业女性已经成了主力军。就业上的性别歧视造成了社会高层次的职业和职位给妇女设置了“玻璃天花板”，让妇女看得见而够不着；低层次的职业和职位向妇女开放，有些甚至需要妇女改变观念去承担那些没有人愿意干的工作。妇女在社会职业分工中的低职业和低职位使妇女无法获得控制社会资源的机会，这种社会性别就业模式把妇女置于劣势地位，于是在社会的贫富分化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性别的贫富分化，妇女的这种处境是很难与男性平等分享改革成果的。在现阶段，女性只有通过就业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只有经济独立才谈得上平等，所以妇女劳动权益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劳动权益的平等是性别平等的基础。妇女的滞后发展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社会的发展仅仅看经济指标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的经济上去了，性别的贫富分化严重了，这并不是一种文明的发展模式。

王倩回家的第二个理由是她的儿子身体不好，需要利用生长发育的机会把疾病带走，这就需要有人回家照顾他。如果需要有人回家，应该是谁？王倩说：

一个家庭要顺利，总要放弃一些东西，谁放弃就要看能力了。但是作为母亲，为了照顾孩子，总是母亲细心一点。男人可以吃完饭，什么也不干，就脚翘黄天高，他就看得过去，我作为女人就看不过去。

王倩表达的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观点，她认为，如果夫妻两人需要一个人放弃职业回家，那应该是能力弱的一方回家，这是性别平等的原则；同时她又认为，为了照顾孩子，母亲总是比父亲更合适回家。这是不可替代的母职观念，是一种传统观念。这两种互相矛盾的观念在这一代女性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因为她们经历的就是这样矛盾的时代。毛泽东时代男女平等的口号对中国这一代妇女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够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够办到”；“妇女能顶半边天”。虽然用的是男性标准，但是那个时代却改变了妇女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正是这种对男女同一性的强调，使中国普通妇女很容易地走出了家庭，进入男性工作领域。正是这种社会性别话语压抑了中国文化中关于女人的贬义概念，使这一代妇女充满了自信，妇女有一份工作视为理所当然，再苦再累，她们也没有想到回家，也许最初很多人是出于经济动力，她们需要有一份收入改善家庭生活，但是慢慢的她们的意识跟着发生了变化，职业对她们来说再也不是仅仅经济上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改革开放后，妇女回家风吹了一遍又一遍，传统的社会性别话语重新抬头，男人渴望贤妻良母，期待女性放弃社会，无条件地为家庭牺牲；妇女回家风又与“女人味”话语掺和在一起，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人们对性别差异表现出高涨的兴趣，女性希望向“女人”回归，强调在服装、行为、社会和家庭角色中的性别差异，它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的和动荡的政治年代的反抗和对“人性”的张扬，对以男性为标准的男女平等表示不满。但是女性味话语的正面意义很快就被消费文化消解了，媒体上很快就铺天盖地出现了传统的女性美德、性感的女性身体，女性成为被凝视、被消费的客体。所有这些正面的和负面的东西糅合在一起，让这一代饱受风霜的中年女性大惑不解。一方面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年龄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很容易被挤出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女性在社会意识形态上又受传统的性别角色的要求，这些都形成一种合力把妇女推向家庭。不管妇女愿不愿意，大量的下岗妇女已经被迫回了家。一些主动回家的妇女表面上看，回家是她的主动选择，而实际上也是受了这种推动力的影响。这种互相矛盾的观念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妇女回家，因为在性别分化的社会里，大多数妻子的收入比丈夫低，当妇女收入低的时候，她会被认为是能力弱的一方，应该回家；当妻子的收入高于丈夫时，丈夫就会觉得回家是女人的事。妇女回家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一个真正性别平等的社会里，回家并不会使人处于被动状态，而回家也不仅仅只是女性的选择，这样的回家才是一种自主和平等的选择，才是真正能够表达人的意愿的选择。而目前任何把妇女推向家庭的力量对妇女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在社会舆论上更公正地对待妇女。

王倩内心的矛盾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但是王倩选择回家时，内心并没有发生矛盾冲突，因为王倩的收入远低于丈夫，她回家是理所当然的。也许王倩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的矛盾，或者即使意识到这种矛盾，她的处境也没有使这种矛盾冲突起来，也不会往深处去想。如果王倩的处境与丈夫换一下，她的内心就会产生冲突。

王倩回家的第三个理由是满足丈夫的愿望，丈夫希望她回家照顾家庭。社会转型期，在各种利益重新调整中各种矛盾也被激化，包括性别矛盾，在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时，男性希望把女性挤出劳动力市场，所以妇女回家风吹了一遍又一遍。经济权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砝码，谁拥有经济权，谁就拥有话语权，拥有控制权。也许很多男人都希望妻子回家照顾家庭，而只有那些高收入的男人才有可能向妻子提出这样的要求。王倩丈夫的收入足以让他们的家庭过上比较好的生活，所以他有自信向王倩提出回家的要求。与丈夫的收入比较，王倩的那一点工资实在不足挂齿，丈夫在经济上有绝对的优势，说话也就比较有分量了，加上社会性别话语强调女性的传统角色，增加了丈夫话语的分量，王倩又比较认同传统的母职观念，丈夫要求她回家的建议就很容易被接受。

总结王倩主动选择下岗的理由是：没有一份好的职业、儿子需要照顾、丈夫希望她回家，这些理由中看不到她个人的需求和意志，她的选择是多么的无奈。如果王倩有一份好的工作，有一份高的收入，她根本不会想到回家；如果王倩夫妻间的收入差异没有那么大，丈夫也不会理直气壮要求她回家，儿子的事情他们俩都会用另一种方式来思考和解决。性别的贫富分化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家庭，直接影响妇女的生活。所以如果在社会竞争中，妇女还处于劣势，回家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表达女性内心的意愿，回家后的妇女也很难找到快乐，因为一个具有平等意识的女性无法坦然接受“被人供养”，无法坦然享受别人的金钱。听听王倩的心声，你就会明白，有些妇女永远无法“享受”回家。

王倩是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自信妇女，是具有20年职业经验的中年妇女，是一直在吃苦奋斗的勤劳妇女，虽然下岗是王倩主动的选择，而回家并不是她期盼的生活方式，一旦回家，她会有什么感受？

我在家呆了三年，回家就做家庭妇女那些事。我先生对我到没什么变化，他把钱都交给我。回家后有时候会感觉靠他吃饭，我个性很犟，我感到我还是应该出去做。当时想，先生赚来钱总是先生的，我一分钱也没有，就一点下岗的钱，280元。有时候我心情不开心就会想，我一定要出去做。发生口角时我就说，好啦，别烦拉，我不吃你的。以前他说我把钱都交给你的，我听着没什么，现在听着就觉得交给我交给我，你不要养儿子啦。心态有些两样了，有微妙的变化。以前我总是想，我这点钱养活我自己一个人总是够的，你养儿子好啦，现在这些话就不能说了。

后来我想一定要提高自己，如果不提高自己与他也会有距离的，因为他一直在社会上有见识，时间一长，6、7年一过你就老土啦。我想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出来。

问：你是不是觉得做家务也应该有工资？

没有，那时真没有这么想，到这里读书后才有这样的想法。那时感到做家务理所应当，为了孩子嘛，不可能让先生去牺牲，他赚那么多钱，也挑了家里的担子。

王倩回家，实际上是这个家庭权衡了各种利弊后的一种夫妻分工，王倩在经济上的绝对弱势决定了她回家照顾孩子，这是一种经济理性的选择，而这种分工的背后有着性别的贫富分化因素在起作用，这种分工并不是一种价值对等的分工，王倩回家后专门从事家务劳动，她和丈夫一样也在劳动，只是地点在家里而已。但是家务劳动是没有报酬的，所以很少人会意识到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也具有经济价值，回家的妇女被称为闲散人员，是吃闲饭，被人供养的。丈夫让妻子回家，也总有一种养家糊口，让妻子享福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的背后有对妻子的关爱，也有对妻子的控制。不管丈夫有没有意识想控制妻子，只要妻子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丈夫，她就处于了一个很容易被控制的位置，这正是很多妇女感到回家不安全的真正理由。因为王倩是一个曾经经济独立，靠自己的收入养活自己的妇女，而且对此，她在丈夫面前一直是自豪的，她可以说我是吃自己的，回家后她却再也不能说这句话了，因为她的那点下岗工资养活不了自己，她又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家务劳动也有经济价值，回家后她总觉得自己是被丈夫养活着，这是一种让她很难接受的感觉，这种感觉促使她内心不断出现“要出去”的冲动。王倩的这种感受是这一代妇女回家后普遍会产生的一种感受，这种感受是毛泽东时代留在这一代妇女意识深处的东西，这是一代曾经非常自信的妇女，在人人都有一份工作的年代里，自食其力是一种基本信念，经济上的独立曾经给这一代妇女足够的自信和安全感，靠自己的劳动而不靠丈夫生活已经成为这一代女性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当她们被挤出劳动力市场失去经济独立后，就会失去自信，感到不安全。而现实生活中离婚率上升、第三者插足、色情活动泛滥更增加了她们的不安全感。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自食其力的信念推动着下岗妇女不断努力杀出一条重回社会的道路，妇女的努力使她们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重新回到了社会。社会转型的结果是一代中年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从正规的劳动力市场被迫向非正规的劳动力市场转移，妇女的这种转移最为明显，这种转移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强大的妇女回家风的推动下，中国这一代妇女大部分依然不愿意选择回家，即使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她们依然需要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毛泽东时代的性别平等观念已经深入这一代妇女的内心，这种意识深处的东西，在妇女被挤出劳动力市场后深深地影响着她们的感受并促使她们做出自强的选择。王倩后来再就业，与内心需要经济独立，需要坚持自食其力的信念有关。

王倩是怎么看待自己回家的意义？

回家对我个人来说是一种牺牲，不管钱多少，毕竟在社会上有一份工作，有一份劳动。对家庭来说并不是一种牺牲，牺牲不牺牲，有些东西都要有物质基础，夫妻双方有时往往经济上不能承受，矛盾就激化了，对我来说，这方面体现不大。

王倩认为回家对她个人来说是一种牺牲，说明她把工作看成是自我价值实现的舞台，她需要这个舞台，需要一份独立的收入，她具有一种自我独立的意识。但是她又认为对家庭来说就不是一种牺牲，因为从家庭角度考虑，她失去的这部分收入数目很小，不影响她们的生活，而丈夫和孩子却因此得到了照顾，有了更好的生活环境，她的牺牲换取了家庭的利益，她认为这样做很值得，所以她认为对于家庭来说并不是牺牲。她的自我独立意识在家庭利益面前变得模糊起来，她把个人的利益与家庭的利益完全合在一起，妇女的自我独立意识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中消失的，这也是很多妇女心甘情愿为家庭牺牲的原因。但是被压抑的自我意识依然在王倩的内心苦苦挣扎：

小孩逐渐大了，亲热的动作就没有了。我想不行，孩子大了，我窝在家里，没有奋斗进取心了，对孩子也是很不利的。孩子也可以皮皮塌塌。我想我出去读读书对孩子也是一种触动，孩子也有懒惰想法的，妈妈在家里也不学点什么东西。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想管孩子时，孩子说你在家里也不学什么。这时我觉得孩子大了，对我是一种压力。我想不行，我一定要出去，然后我在外面有什么成功的，我就可以讲给他听，出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感到自己在家里自身的提高不快了，观念上与孩子的代沟越来越深了，他看的问题，讲的话我听不懂了，社会上流行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没有劲，你们一走我就没什么事了，你说做家务，就这么点房子，这点家务手脚快一点，半小时就做完了，要么兜兜菜场，买买东西，实在一点都没有劲。我先生说你出去呀。我不喜欢外面去跳舞、打麻将，只有封闭在家里，不接触社会，我也不喜欢与人瞎七答八地说，什么孩子啊，我不喜欢说这些。跳舞都是六、七十岁的人，要我去锻炼什么啊，我跟他们在一起显得太年轻了，傻乎乎的，我有这种想法，从来不出去的。后来就到你们这里来读书了。我想，譬如你要做职业的家庭妇女，你自己也要提高的，学点东西总是好的。我想哪怕我将来不出去用，用在家里也是好的，对家里也是提高。

回家对于王倩来说是一种牺牲、一种责任，而并不是一种她所喜爱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所以她根本没有想过她是可以去享受这种生活的。对于王倩来说，家庭主妇的生活太空闲，她的生活一直是紧张而辛苦的，而且她相信人生是需要奋斗进取的，当她不再参与社会奋斗就感到自己失去了教育孩子的资格。另外王倩的家庭主妇生活很封闭，我国正处于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很不发达，回了家的王倩找不到合适的群体交往，封闭在家里，心智就会衰退。她的孩子在成长，孤独封闭的她很快就跟不上儿子的思想了，当她感到再也没有能力帮助孩子成长了，当她感觉孩子不再需要她了，她回家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她就会感到心理压力。

王倩回家后，身体上确实是轻松多了，但是心理上并不轻松，丈夫和儿子在心理上都对她构成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王倩与丈夫和孩子之间的精神距离，丈夫和孩子是“社会人”，他们全身心投入社会角色，具有最敏锐的社会触角，始终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创新；而王倩是“家庭人”，被封闭在家庭中，社会能力萎缩，智慧和灵性因缺乏外界的刺激而变得迟钝起来。王倩与丈夫和孩子间精神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心灵的沟通就会越来越困难。而且王倩的生活是完全围着丈夫和孩子转的，丈夫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是家庭的支柱，孩子是他们的希望和未来，是家庭的中心。在家庭中永远是王倩照顾丈夫和孩子，他们的需求是第一重要的，王倩的需求是无关紧要的，王倩就成了家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员。当她意识到这些时，内心是不安的，所以无论面对丈夫还是孩子，她都会产生“要出去”的冲动，她的自我独立意识在内心苦苦挣扎。仅仅三年，王倩再也忍不住，终于冲了出来。

王倩非常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也清楚自己的社会处境，她知道自己再也无法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她选择了做家政，再就业培训使她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一份受人歧视的工作，但是她的心态却调适得非常好，她把一份受人歧视的工作做得非常自尊。

王倩对自己的现状比较满意，她的收入比以前高得多，甚至比一般中年妇女的收入都高，她感觉到自己劳动的价值。在涉外家政中，她也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中的平等意识，在工作中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虽然这份工作会面临歧视，她却在其中追求着人的尊严，并且感到乐趣。对于王倩这样的妇女来说，家庭并不是她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她需要社会舞台。当她重新回到社会上后，她又成了一个自信的女性。虽然她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和收入比较满意，但是她依然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一个群体。

改革开放，人们富裕起来以后，职业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起来，它再也不是仅仅为了维持生计，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的尊严、生命的意义、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精神上的需要。人们比以前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妇女的选择也多样化了，她们有的选择了社会，有的选择了家庭，有的选择了两者兼顾。重要的不是女性选择了什么，而是她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了自主选择权。人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人就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幸福，因为当一个人进行选择时，很多前提条件已经决定了，很多外界的因素会来干扰你的自由选择；另外很多的可能性中你只能选择一种，而你所选择的是否就是你真正需要的？是否合适你？这才决定着你是否能够通过自由选择获得自由和幸福。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应该考虑，社会为妇女到底创造了多大的选择空间？在社会的流动和分化中，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获得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性别的分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男女不同的社会地位、不同的社会性别角色、不同的劳动分工、不同的获取和控制资源的优势造成的？我们如何帮助妇女跨越社会的不公平？

女性也比任何时代都需要明白我是谁？我需要什么？什么合适我？我能够得到什么？才可能在选择时有更多的清醒，更多的自主意识，才可能在最大限度上运用自主意识使用自由选择权，在可能的范围内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生活。

本文发表于《社会》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