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圣老子，德圣孔子，智圣慧能。儒释道三圣塑造了中国文化。

《周易》上说：知几是神人，“几”的意思是事物的细微变化，这是判断吉凶的先兆。知“几”的背后，是哲人对天地人心的精确把握。时隔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在先哲的惊人预言中，窥探到这个世界的奥秘。

一、见微知著

商朝纣王即位不久，便命工匠为他磨一把象牙筷子。纣王的庶兄贤臣箕子感叹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土瓦器，而要配犀角雕的碗白玉磨的杯。有了玉杯，其中肯定不能盛菜汤豆羹，而要盛山珍海味才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愿再穿粗衣葛服，而要穿锦绣的衣服；也不愿再住茅屋陋室，而要乘华贵的车子，住高楼广厦。这样下去，商国境内的物品将不能满足他的欲望，还要去征掠远方各国珍奇异宝。”这样的话，国家就离祸患不远了。

果然，纣王的贪欲越来越大。他抓了上千万的劳工修建占地三里的鹿台，以白玉为门的琼室，再搜罗珍宝和奇禽异兽充塞其中。同时在鹿台旁注酒为池悬肉为林，让男人和女人赤裸着身子互相追逐以取乐，和大臣彻夜饮酒，以供纣王取乐。

由于纣王的残暴，以致天怒人怨，在文王率部征伐下，士兵纷纷倒戈反商。众叛亲离的纣王，最后被迫自焚于鹿台的熊熊烈火之中。

评：纣王的无道昏庸，贪婪残暴，是从一双象牙筷子开始的。这个世界上，有些事一旦有了一个小小的开头，就会不可遏止地滑向深渊。

二、病榻论人

春秋时，齐桓公由于有贤相管仲的辅佐，曾称霸于中原。

管仲病危时，齐桓公去看望他，说：“仲父您病了，有什么话教诲我吗？”管仲说：“我希望你能疏远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这些人。”桓公说：“易牙用自己儿子的肉来孝敬我，说明他爱我胜过爱他的儿子。 ”

管仲说：“如果他对自己儿子都很残忍，对君主怎么能好呢？”齐桓公又说：“常之巫能预知人的死期，能治疗我的顽疾，难道不能信任他吗？”管仲说：“死生由命，顽疾是身体上的毛病，你不能掌握自己的命数，守住自己的根本，却依靠常之巫维系健康，他将会因此而为所欲为了。”

齐桓公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已十五年了，为了我，他父亲死了他都没去奔丧，说明他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这样的人还不能信任吗？”管仲说：“人最亲的莫过于父母，对父母尚且如此无情，又何况对他人呢。”桓公认为管仲话有理，便坚决地答应了。

管仲死后，齐桓公便驱逐了这四个人。但四人走后，桓公食不甘味，夜不酣寝，更没有心思上朝理政，且旧病复发，着实难受。但由于管仲当初有言在先，所以也就强忍煎熬坚持了下来。

又过了三年，桓公实在忍不下去了，便说：“仲父的话也太过分了，此四人有益于我而无害于国。”

就又把他们召回朝廷。次年，桓公病了，常之巫造谣说：“桓公将在某日死去。”于是易牙、竖刁、常之巫勾结起来发动政变，把桓公的宫门堵塞住，不准任何人进出，并在宫外筑起三丈多高的围墙，且断绝了他的饮食，最后把桓公给活活饿死了。

齐桓公临死时，流着泪叹息说：“唉！ 恨我当初没听仲父的话，以致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仲父真是圣人啊！ ”

评：一个人如果自己的父母子女都不爱，他还能爱谁？这样的人务必远离。

三、骊姬之祸

公元前677年，晋献公要征讨骊戎，大臣史苏占卜，卜之不吉。史苏劝晋献公说，“胜之不吉”，晋献公不听劝阻，执意征讨。而结果是，晋献公如愿杀死骊戎国君，并且俘虏骊君的美貌女儿骊姬姐妹。

晋献公得胜还朝，开庆功宴，并且立骊姬为夫人。有江山，有美人，让晋献公感觉非常良好，于是他调侃史苏，说我如今得胜还朝，你的预言就是错误的，所以罚你今天只能喝酒不能吃肉。

史苏饮酒之后，对大臣说，晋国用男人打赢了骊戎，那么骊戎就会用女人打赢晋国。当初夏桀征讨有施氏，施国战败之后进献美女妹喜，桀宠爱妹喜，荒废朝政，最终灭国。商纣王征讨有苏氏，苏人战败后进献美女妲己给纣王，结果商朝很快灭亡。而周幽王征讨有褒氏，褒氏战败之后，进献美女褒姒给他，结果西周因此很快灭亡。

如今大王征讨骊戎有功，又极其宠爱骊姬，晋国也离祸患不远了。

果不其然，在公元前655年，骊姬勾结大臣发动叛乱，把晋国搞了个天翻地覆。公元前645年，秦国伐晋，俘虏晋惠公。晋献公之后，晋国先后拥立五个国君，动荡几十年才得以安定。

评：史苏的预言告诉我们，读史可以明智

四、陈国灭国

春秋时期，单襄公经过陈国，看到陈国道路杂草丛生，池泽不修堤坝，河道不修桥梁，打谷场没有修正完，百姓被征调去修建高台。

回到周定王那里，单襄公对周定王说，陈侯本人哪怕没有什么灾祸，陈国也一定会灭亡。

理由是，雨水稀少的时候，适合修正道路，河流干涸的时候正好架设桥梁。草木枯落的时候正好储备粮食，霜降的时候就要准备冬衣，寒风来的时候，就要修缮房屋。

但是，陈国一条也没做到，这意味着陈国荒于农事，民生凋敝，国力虚弱。

果然，不出其所料，三年之后，楚国灭陈。

评：农为国本，本固国固，本失国失。

五、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有个叫仪狄的人，造出了很好喝的酒给大禹喝，禹喝了觉得很爽，很嗨。但是他却并没有夸赞他，反而忧虑的预言，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然后断绝了和仪狄的往来，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禁酒的人。

事实证明，大禹的预言是正确的，他的子孙——夏朝的最后一位君主——桀，挖了一个酒池，大到可以在里面行船，很多人和桀一起喝酒，过着酒池肉林的生活，最终桀因为酒而亡国。

隋炀帝杨广“妓航酒船”，沿着大运河从北喝到南，最终身死国灭。历史上的君主因酒而亡国的数不胜数，而平民百姓因酒误事的更是更是多如牛毛。

评：不被酒的“嗨”所迷惑，反而第一时间警惕背后的祸患，并且做出准确的预言，足见先哲的冷静与智慧。

六、失礼则失国

公元前648年，周襄王赐予晋惠公爵位，在仪式上，晋惠公的态度不礼貌，仪式上的站位、姿态都不符合标准，向天子答谢的时候也不恭敬，内使回国之后，对周襄王说，晋国哪怕不灭亡，晋惠公这一脉也很难存留下去了，而且他身边的大臣都要有杀身之祸。

周襄王很纳闷，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内史说，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意思是说，晋惠公对待仪式很不敬，这样的态度很难施行礼法，礼法无法施行，那就不能守规矩，无法恪守本分，容易放纵自己的欲望，他身边的大臣还不劝阻他，晋国不衰亡才怪。

再加上晋惠公本身不是嫡长子却承袭了爵位，这属于无命有运，更应该谨慎持身。可是他却蛮不在乎，这样的话，祸患不远了。

果不其然，五年后，晋惠公被俘虏，十一年后，晋国内乱，晋惠公的儿子怀公被杀，血脉断绝，而身边的大臣也都被秦穆公设计杀死。内史的预言全部得到验证。

评：有些时候，态度决定一切。

七、知子莫若父

陶朱公范蠡还住在陶时，曾生了一个小儿子。等到长大成人后，陶朱公的二子因杀人，被楚国拘囚起来。陶朱公说：“杀人偿命是应该的，但我听说有千金之家财，其子可以不被处死于市中。

于是准备齐千金，准备让小儿子前去探视。但大儿子也坚持要去，并说：“父亲不让大儿子去，而让小弟去，一定是父亲认为我是不肖之子。”说着竟要自杀。

夫人见此，再三强劝陶朱公，陶朱公不得已，只得让大儿子去，并附信一封，叫他交给自己过去的好友庄生。并对大儿子说：“到了以后，把礼金送上，然后一切客随主便，不要与他争辩。

大儿子到后，便按照父亲的嘱咐去做了。庄生对他说：“你快走，不要再继续留在这里了。即使你弟弟被放出来，也不要问是什么原因。”

大儿子走后，并没有按庄生吩咐回去，而是偷偷的住在楚贵人那里。庄生虽穷，却以廉洁耿直为标榜，楚王以下的大臣们都把他师视之，非常尊重他。陶朱公的儿子所送千金之礼，庄生并无意收下。原本想把事情办成后，再退还给朱公，以为信守之据，然而陶朱公的长子并不理解他的这番良苦用心。

一天，庄生找了个理由觐见楚王，说天上有星相显示，有事不利于楚国，只能用做好事的方法才能消除。楚王一贯信任庄生，于是就命人封住三钱之府，准备大赦天下。楚贵人欣喜地将此喜讯告诉了朱公长子。

不料朱公子想，大赦时弟弟一定会出来，千金企不白送庄生了。于是就又去见庄生，庄生吃惊地问：“你怎么还没离开这里？”朱公长子说：“弟弟今将大赦，故而特来告辞。”

庄生明白他的意思，就把钱还给了他。

庄生被陶公子的耍弄感到是一种奇耻大辱，于是就又觐见楚王说：“楚王大赦是为了修德去凶，可楚国的百姓都说，陶地的富翁陶朱公的儿子杀了人被囚在楚，他们家里就用金钱来贿赂楚王左右的人，所以说楚王大赦并非为楚国百姓，只是为陶朱公的儿子一人着想罢了。”

楚王听后大怒，下令对陶朱公的儿子立即处斩，然后才下大赦令。

当陶公子拿着弟弟死亡通知回到家。母亲及乡亲都很悲伤，陶朱公说：“我听说你的行动，就知道你一定会害死你的弟弟。

这并非是你不爱他，只因为你从小与我一同创业，备尝生活的艰辛，所以很看重钱财。

至于你小弟，本来就生长在富裕的环境里，出门乘车、骑马，不知钱财来得不易。我派他去只因为他能抛舍钱财，而你却不能，最终是你杀了弟弟，不是见怪，我早就料想你会带丧报回来！”

评：一个人的见识眼光，处事方式都是有迹可循的。大多与他早年所处的环境和具体的生活经验有关。

八、不遍不报，卒于仇怨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屡次会盟中，周天子对齐桓公都给予了很大的威风和荣誉。

但是，在葵丘会盟的时候，晋献公迟到了，宰孔对晋献公说“惠难遍也，施难报也。不遍不报，卒于仇怨”。预言齐桓公将来一定死于仇怨。这会盟你也不用参加了。

理由是齐桓公好大喜功，施些小恩小惠，致力于武功而不修德，所以诸侯到他那里只献一些薄礼却满载而归。这是为了让到会的诸侯受到鼓励，而使背叛他的诸侯心怀羡慕。他主持过三次盟会，保住过三个快要灭亡的国家，用以显示他的热心助人。为此他北伐山戎，南攻楚国，在西边发起了这次盟会。譬如一间房子，已经在它的栋梁上加盖了屋顶，还能再加什么呢？

施惠难以普遍，受恩难以报答。不普遍不报答，最终会结下怨气和仇恨。那齐桓公施的恩惠好像放出的债希望得到回报，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

他哪有功夫来对付晋国？即使是以后的盟会，也将在东边举行了。你不必害怕齐侯，他的日子不多了，将来有你出力气的时候。”献公就回国了。

而历史的发展也佐证了宰孔的预言，九年之后，齐国内乱，齐桓公被活活饿死，几个儿子争夺皇位打的不开胶，一代霸主不得好死。

评：施恩求报，不能施恩于所有人，那就有人有抱怨，恩难以报答，这就有仇恨。齐桓公市恩之举，本就是葬身之由。

九、打不赢，是晋国的福气

公元前575年，晋厉公伐楚，晋楚两军大战之际，范文子反战，对国军说，这场仗不胜还好，胜了就是晋国的灾难。

理由是晋国内部不稳定，三大家族争权夺利，内部隐患很大。

有楚国这个外患在，还能维持一条心，如果外患一去，内乱很容易发生，这比外敌人入侵还要严重一些。

而主君德薄，一旦获胜，大量的财富反而不是好事。而且主上一定会大肆炫耀自己的功绩，民间一定承担更多的徭役，那时候，国将不国。

果不其然，晋国大获全胜，胜利面前，大家都很飘。唯独范文子只求自己早点死去，以免见到晋国的灾难降临。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一年之后，晋厉公与三大家族闹掰，在相互杀戮中，晋厉公被两大家族联手杀死，葬于翼城东门外，陪葬他的，只有一车四马。

评：德薄福薄，不是所有人都配拥有胜利的。

十、甜酒不再

汉高祖之弟刘交被封为楚元王后，对穆生、申公等人十分恭敬。穆生不喝酒，元王每次设酒宴，都会专门为穆生准备甜米酒。等到其子王戊继位，开始还设甜米酒，到后来就渐渐忘了。

穆生回到家说：“我该隐退了，不设甜酒，说明楚王对我已不在意了，我若还不离去，说不定有一天楚兵会把我抓住，腰斩于市呢。”于是就自称有病，闭门不出。申公与白生强拉他去参加酒宴，劝他说：“你难道忘记先王待我们的恩情了吗？如今楚王偶失小礼，你怎么能这样计较呢？”

穆生回答说，“先王礼遇我们三人是为了宏扬道义。如今楚王忽视我们，是因为他忘记了道义，忘记了道义的人，怎能与他久处呢？我哪里是为了一点点的小礼节？”于是借口有病而离去。

申公、白生留了下来。后来，王戊果然逐渐骄横残暴。二十年后，因同薄太后私下勾结，被削去东海薛郡，后又图谋反叛，申公、白生二人进谏，楚王根本不听，二人失望地离开楚王，隐逸他地去了。

评：细节最见人心。一杯甜酒的失却，背后是道义的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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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三大圣人：西方学者评出“东方三大圣人”，第一是道圣老子，第二是德圣孔子，第三是智圣六祖慧能，正好代表了中国三教：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以禅宗六祖慧能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又称不列颠图书馆，是英国的国家图书馆，享誉世界，为世间藏书的权威地之一。该图书馆广场树立有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塑像，是全球闻名的。这世界十大思想家中，有三人来自东方（亚洲）：老子、孔子、慧能，他们就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三圣”。正是这儒释道三圣塑造了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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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简介：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卒于？）春秋末期思想家、哲学家，道家的创始人。被唐太宗李世民封为：“大圣祖高上大广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誉有东方三大圣人之首，《纽约时报》评为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孔子曾数次向老子问礼、求道。自古有“老子天下第一”之称。

老子：道家的核心是“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修炼的“命”——是意义完整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机器，有这样的“命”或人生，你这个人才算是活得有价值，你要修一个好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健康的人生，那才过得有价值。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是他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哲学家。《道德经》的每一句话都是“蜂王浆”。老子可能三五个字就够我们用一辈子。现在大家引用最多的“大智若愚”，其实还不是老子最核心的观点，其最核心的是“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之类，就是我们常说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和“大朴不雕”，这既是老子“无为”的政治主张，也是老子对于个人修养的治学主张。

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德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

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天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无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等政治、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存在于中华各文化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量的中外学者开始注意到与吸取道家的积极思想，故学者说：“道家思想可以看为中国民族伟大的产物。是国民思想的中心，大有‘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气概。”

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泰古二皇，春秋时期，老子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总结了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无为无不为的道德理论。标志这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从此成为古往今来治国治家的至尊宝术。以老子、文子、列子、庄子、管子等为主要代表，主张“无为、璞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等等。尤其重要的是，道家虽有经典著作，可思想并不圈囿（quānyòu）于著作之中。道家思想的形成是以总结、发展、著典籍为主要路径，每一次思想的跳跃都经历了极其长时间的众人积累，这也再一次的凸显了道家的生命力。道家人物既可入世建功；亦可飘然而去，在历史长河中每当灾世来临之时，道家人物以一身浩然道气挑战灾难乱源，诛邪卫道，拨乱反正，也因此激荡出众多脍炙人口的传奇篇章。

道因应无方，惟变所适。史公司马谈在《论六家旨要》所论。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虚无为本，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因时为业”、“时变是守”。故太史公突出强调‘变’。这得益于道家所具有的职业优势和深厚的知识背景。道家出自史官，在古代，史官的职责主要为观察星象、管理王室典籍和收藏档案，掌管着华夏部落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所有官方所拥有的珍贵典籍，故其为通晓当时一切知识部门的伟大学者。在此意义上，道家可称之为中国古代的婆罗门。

老子的思想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曰：大功告成，诸事办妥，老百姓都认为我本来就是这样自自然然的。也就是说，完成功业的过程没有受他人强制的感觉，是人们的本性使然。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有被习惯左右行为的本性；有依靠共通的文化习俗求生存的本性；有创新，适时改变自己的习惯和习俗以适应外界环境的本性。顺着这些本性去完成功业，人们会觉得原本就如此，很顺当，不会有牵强和被强迫的感觉和不满。完成功业也就自然而然。这也就是人性化管理能够事半功倍的根据。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老子曰：领导者的行事原则是做而不争夺。正因为不争夺所以普天之下的人们都无法与之争夺。正如老子所言：“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商场之高手，也为而不争。不争者之所以反而得胜，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符合人之本性，利人而无害于人，善得人之助，故能不争而胜。

知止可以不殆。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老子曰：知道适时终止可以不陷入危险的境地。因为没有达到满盈的程度，所以能够在事物趋于破旧的时候浴火重生。老子认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事物发展壮大而达到满盈的程度，就必然逐渐走向衰老死亡，就是说它渐渐不再近于道了，不近于道就会早衰亡。因此领导者不应当过分追求壮大，使事物趋于满盈而过早走向死亡。反而应当注意发展要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持不至于过早满盈的程度，因而能够从容创新，使事物在破旧死亡之前能够浴火重生，脱胎换骨而处于有足够发展空间的新状态，因而能够继续发展。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老子曰：知人的人具有睿智，自知的人算是聪明。能胜人的称得上是有力量，能自胜的人才算得上是强大。因此吕氏春秋先己篇曰：“故胜人者，必先自胜，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自知篇曰：“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败莫大于不自知。”一个管理者如果缺乏自知之明，自胜之功力，就很难知人善任而进行有效的管理。

无为而无不为。

老子曰：不违反规律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做好的。老子还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就是说管理者治理企业，不可以违反规律妄为滋事，如果管理者经常大胆妄为，不断滋事以彰显自己的权势，企业就难以治理。老子总结说“为无为，则无不治。”管理者的行为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不恣意妄为，要实事求是地寻求现实可行的道路，才能“无不治”。

老子还强调：“上士闻道勤而行之”。把握了规律就用以指导实践，而不是用于空谈。

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的最终要求的是遵循自然规律办事，也就是所谓的“顺其自然”、“因势利导”。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老子曰：话说多了，就会一再遇到无言与对的尴尬，倒不如信守中道而寻找中的的办法。也因此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并无所谓“仁爱”，而是把万物都当作祭祀用的祭品那样用完即扔，莫不相关，任其自然。圣人也无所谓“仁爱”，而把百姓都当作祭祀用的祭品那样用完即扔，莫不相关，任他顺从于道自然发展。认为“希言自然”，少说空话是本应如此的事。重要的是“从事于道者，同于道”，能够得当地把握住中正之道，“允执其中”，顺从于道，才能成大事。所以认为以其多说空话而一再穷尽困窘，还不如信守切中于道的原则而能够真正办实事。

治人事天莫若啬。

老子曰：管理治理众人并有事于天地，最好的办法莫如农耕那样。也就是说应当顺着作物生长的规律，不要强制它，顺从它发展的需要而照顾它、灌溉它、扶助它，这样作物必然成长得很好，能够获得丰收。因此，管理者带领众人去完成事业，同样也要遵循这个原则，才能够获得丰硕的成果。

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曰：治理大的国家就好像煎小鱼那样。也就是说领导者不可乱加干扰，要按照火候来照料，绝不可以还不到时候就乱翻乱搅，把小鱼都搅糊了。领导者治理一个组织，也必须像煎小鱼那样谨慎从事，绝不可不到时机就胡搅乱作把事情搞糟。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老子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老子还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是以无为遵道为正，以智谋为奇。“归根曰静”，回归到遵道之正，“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遵道是成大事的根本，奇谋只是辅助性的手段。

善用人者为之下。

老子曰：善于用人的领导人处于低位势。也就是说，凡事只考虑自己的私利，不尊重他人，不善于与他人相处的人，就处于“位势高”境地；反之，遇事能先顾及他人，尊重他人，与他人相处融洽的人，则处于“位势低”境地。位势低者如山之谷，水必往低处流，于是众人从之，可谓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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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简介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祖籍宋国夏邑（今河南商丘夏邑）。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孔子的思想

道德思想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 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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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严格了等级制，把贵族和庶民截然划分治者与被治者。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礼制传统较深的鲁国，这时周王朝的统治权力已经名存实亡，诸侯间相互争战不断，出现了“王道哀，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的社会现实，“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社会矛盾的激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些共同构成了孔子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条件，“仁”与“礼”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为公”，因而能“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矝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的原始社会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会。“小康”社会是孔子主张的较低的政治目标。“小康”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隐没，“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与这种贫富不均、贵贱不等相适应，产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伦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立田里，以贤勇知”，相应地还要设“城郭沟池以为固”，由是，“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这种社会显然没有“大同”世界那样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礼、仁、信、义，所以称为小康。这种社会实际上描述了“私有制”产生后的阶级社会的“盛世”，是近期奋斗目标。

孔子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理想对中国后世影响深远。后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内容的憧憬蓝图和奋斗目标，这种思想对进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启发，洪秀全、康有为、谭嗣同和孙中山都受到其影响。

经济思想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公元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人认为孔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

教育思想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能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孔子在教学方法上要求老师“有教无类”、“经邦济世”的教育观，“因材施教”、“启发式”的方法论、注重童蒙、启蒙教育。他教育学生要有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要谦虚好学、时常复习学过的知识，以便“温故而知新”、新知识引申拓宽、深入，“举一而反三”。

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

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谓教师应该在学生认真思考，并已达到一定程度时恰到好处地进行启发和开导，他又是在教学实践中最早采用因材施教方法的教育家。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等方法，他了解和熟悉学生的个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各个学生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培养出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多方面的人才。孔子热爱教育事业，毕生从事教育活动。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仅言教，更重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孔子的教育活动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在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孔子保守的政治态度，因此对待经济制度的改革也反映了保守的思想。比如鲁宣公十五年（西元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从法律上承认私田的合法地位，是春秋时代的重大经济改革；但是据《左传》说，孔子修《春秋》时记载“初税亩”，目的是批评其“非礼也”。而民众不富足，国君没有富足的。在《论语·尧曰》中还记载，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论语·述而》记载，孔子还对当时的为政者进行说教，要求为政者不要过于奢侈，要注意节俭。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这里面包含了把孔子“仁”的思想运用于经济领域。

美学思想

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大。

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在易宗基础上提出了美宗——阳刚、阴柔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认为“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美学之宗”。

史学思想

孔子治史思想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直”，即研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不但要重视根据，而且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他竭力反对那些狂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泰伯》)他这种一以贯之的主张，也反映到他的治史态度中。

孔子的治史观不仅反映到治史态度和治史主张上，而且还体现在历史发展观中。孔子认为历史在不断“损益”，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周代正是在总结夏、殷二代的基础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历史不是倒退，而是后来居上，是前进发展着的。尽管这种思想很朦胧，但却是我国史学史上进化论的可贵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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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慧能

禅宗六祖慧能

六祖慧能（生于公元638年～卒于公元713年）被尊为禅宗六祖的曹溪惠能大师，对中国佛教以及禅宗的弘化具有深刻和坚实的意义。惠能得到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了东山法脉并建立了南宗，弘扬“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顿教法门。他弘化于岭南，对边区以及海外文化，也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影响，王维《能禅师碑铭》谓其：“实助皇王之化”；同时也引起了中原皇室的尊重和供养，皇室屡次迎请惠能进宫，并为其建寺造塔。在滑台大云寺的无遮大会之后，通过对南北是非的辩论，奠定了曹溪禅在禅宗的地位。在惠能入灭一百年后，禅者已非曹溪不足以谈禅。柳宗元撰《赐谥大鉴禅师碑》说：“凡言禅，皆本曹溪。”、武宗灭法之后，曹溪禅即位居中国佛教的主流地位。

 

慧能的思想

见性成佛

《坛经》的主体──大梵寺说法，是“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首先揭示“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于是立“定慧不二”；“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为宗”；“说摩诃般若波罗蜜，顿悟见性”。这是依经说的“般若”，“定慧”，“三昧”等发明见性。开示本性“念念不住”，修“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的无念法门。“授无相戒”部分直示众生身心中，自性佛，自性三宝，自性忏，自性自度等。佛不在外求的意趣格外明显。而答疑的“功德在法身”和“净土在自心”也与此相契合。这二部分，《坛经》（炖煌本）以“自性”为主题而贯彻一切，直显自性，见性成佛。

惠能“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继承了道信以来的禅门，是“不念佛，不看心，不看净”的一流。惠能在东山传统“即心是佛”的基石上树立起“见性成佛”的禅，这融合了南方盛行的《大般涅槃经》的佛性说。《涅槃经》的“佛性”是“如来藏”的别名。如来藏，我，佛性，不但是小乘，菩萨也不容易明见，如《大般涅槃经》说：“菩萨虽具足行诸波罗蜜，乃至十住，犹未能见佛性。如来既说，即便少见”。能究竟明见的是佛，也如《大般涅槃经》所说：“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见佛性，了了无碍”。

惟有佛能了了见佛性，明见佛性就是佛，所以梁代僧亮说“见性成佛”。印顺法师认为，这里体现了“定慧等”与“见性成佛”的关系，同时也找到《坛经》“定慧不二”，“见性成佛”的来源。而曹溪惠能融合了《大般涅槃经》的“佛性”──“见性成佛”，与达摩的“真性”禅和道信的“念佛心是佛”相比较，内涵更广大了，而实质还是一脉相传的如来藏说。不过曹溪禅融合了“佛性”（即是“我”），更通俗简易，更适合多数人心，更富于“真我”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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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指心传

曹溪的禅风不只是“见性成佛”，而且是“直指心传”。东山门下的禅是有层次的。一般是“念佛名，令净心”，如学者有所领会则“密来自呈，当理与法”。授与的法不被局外人所知，这是“密以方便开发”的“密意”、“密印”。惠能不用念佛、净心等方便，而“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无相戒”，直捷了当指出“众生本性念念不住”；“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要学者直从自己身心去悟入自性──“见性”。虽还是言说，而到达了言说的边缘。这将东山门下的密授公开了。惠能“直指”、“直示”；弟子“直了”、“直入”。凭惠能自身的深彻悟入和善识根机，要学者直下去顿见真如本性，禅风焕然一新。

到这里，达摩禅经历二度的发展：达摩传来的如来藏禅，本是少数人的修学，“领宗得意”不容易多得。道信与弘忍在“一行三昧”的融合下，念佛，长坐，使门庭广大起来，引入甚深法门。但东山的“法门大启”，不免流于“看心，看净，不动，不起”的方便。曹溪惠能不用“念佛”、“看心”等方便，直示“本有菩提般若之智”，以“无念为宗”， 要人从自己身心去“见性成佛”；将楞伽如来藏禅的核心，在普遍化的基础上，不拘于方便，而直捷简易的弘阐起来，这就是《坛经》所说的“大乘顿教”。

之后，《坛经》经过了神会门下和洪州门下的添糅，洪州门下从见闻觉知、动静语默中去悟入；神会门下从现前心念，以“无念”而悟入。而这“直显心性”的曹溪禅并不是新起的，却是东山门下所传的：教外别有宗──不立文字，顿入法界，以心传心的达摩禅。原始的如来藏说，从达摩到曹溪门下，更加的公开、简易、直捷。人人有佛性，见性成佛；也就是人人有我，见我得解脱。这对一般人来说，因其简易、直捷不过，容易为人所接受、体验。所以“凡言禅者皆本曹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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