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简述

万 献 初

儒家学派，从孔子（前551-前479）到孟子（前385-前304），其传承关系应是：孔子→曾子→子思→子思之门人→孟子。一般认为，在这个传承过程中，产生了儒家最基本的四部经典著作：《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南宋朱熹合称为“四书”。是儒家文化的典型代表，体现了儒家学说在先秦时代的发展与完成。

在儒家的思想宫殿中，《大学》是顶层设计的蓝图，《中庸》是建筑思想与基础工程的说明和实施，《论语》、《孟子》就是各种优质材料的优化配置与使用。

有人说，与佛家经典相比，《大学》近似于《心经》，《中庸》近似于《金刚经》。《大学》与《中庸》在儒家智慧上是并存且互补的。从儒学理论与君子气概等方面，明晰先秦学说的理论构架，简明而又集中地展示了儒家思想的伟大智慧。

就“四书”在儒学上的源流关系而言，《论语》是儒学思想的理论源头。《大学》是横向的、现实的、内外贯通的儒家思想基本纲领。《中庸》是纵向的、形而上的、上下贯通的理论阐述。《孟子》则是纵横内外、连贯上下的理论提升与应用，实现了对《论语》的全面深化和发展。

“四书”受到全面的重视，是为了对抗唐宋时期佛教对儒学的全面挤压。唐古文大家韩愈提出以《大学》为纲领的儒家理论体系，用“修、齐、治、平”的有为来回应佛教只讲个人修养的佛理。韩愈的学生李翱也推出《中庸》学说来回应佛理的阐述。由此开始，《大学》、《中庸》逐渐被提高到与“六（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

宋代理学家为了复兴儒学，建构理学思想，试图集中和突出儒学的理论系统。程颢、程颐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集中编辑，开始形成“四书”。朱熹凝聚一生的心血，注解、阐释“四书”，宋光宗元年（1190）“四书”得以合刊首发。到元皇庆二年（1313），皇帝下诏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朝廷科举考试的必读书，一直延续到清末。

由此，“四书”确立了儒家学术的传法系统：至圣（孔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从而确立了儒家在国家思想教育上稳固的正统地位。“四书”的社会地位与传播力度，确立了儒家学说的创造能力与发展模式，实现了由经学注解模式向义理阐发模式的转化，推进了理学的不断发展。同时，还确立了人格完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程序的三大阶段：蒙学教育（说文解字：《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的“三百千千”）—“四书”教育—“五经”教育。读“四书”是最终读通和应用“五经”（通经致用）的必要准备和最佳路径。

“四书”是儒家理论的基础载体，儒学是入世之学、实用之学，充满了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方方面面的智慧。大至“内圣外王”的君王圣贤之道，小到“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平民生存之理；上至“安邦定国”之法，下至“修身正心”之范，躬身实践，必能行之有效。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中，《大学章句》是列于首位的，具有纲领性地位。

目前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修身”列为第一。而《大学》正是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概况：

“大学”是对“小学”而言。小学，《周礼》八岁入小学，习“洒扫应对进退”，教之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书”指分析汉字构造的“六书”，也就是认字，即“详训诂、明句读”的“小学”，后来发展成为“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即语言文字学。近代小学阶段，学习“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与《千家诗》，是以识字、解字、写字为基础的。

大学，是“修己治人，治国安邦”的大学问。古人十五岁入大学，学习伦理、政治、哲学等。宋以后，先读“四书”，然后再读“五经”，最后才能科举考试入仕途。儒家重视的“大学”，其实是大人之学、君子之学，是走向人生大道的学问。开始研习“大学”，就意味着学童的心智开始成熟而迈向成人，就要求学习、遵守君子之德，就要开启通往光明大道的品德修行，大学也就要博学。大人之学的法门，在于彰显光明正大的品德，具备以家国为己任的担当，不断向新向好，终身追求美善的目标。

《大学》是修身入门之书。朱熹因其老师程颐语：“《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朱熹《大学章句序》：“《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踰，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一篇。程颐、朱熹把将《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朱熹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凡传十章，前四章统论纲领指趣，后六章细论条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诚身之本，在初学尤为当务之急，读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经”即“巠”，织布机上纵列的主线，代指最基本的文本。传即“传注”，作注释把前人的本意传递、流注给后人。

经一章，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后称为“三纲”（纲，《说文》“纲，维紘绳也”，紘，冠带、网绳。纲举目张）。又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称为“八目”。“八目”是实现“三纲”的途径。“八目”以“修身”一条为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传十章，分别展开解释三纲八目的内容与意指，朱熹在章末有按语：传一释“明明德”、传二释“新民”、 传三释“止于至善”、 传四释“本末”（知进德的本末、先后次序）、传五释“格物、致知”、 传六释“诚意”、传七释“正心、修身”、 传八释“修身、齐家”、 传九释“齐家、治国”、 传十释“治国平天下”。

传文多引用《尚书》、《诗经》、“子曰”等先圣先贤的语录、事迹作为论据来展开论述。但所引如《康诰》、《大甲》、《帝典》等文表示的内容并非用其本意，体现了先秦人引用他文时“断章取义、代圣人立言”的特点。正所谓：经书解读，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