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活"系列《半园闲话》

    年轻的时候，有一位专家曾对我指点过人生之路，他说：“你这个人比较木讷，也比较内向，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平台，让自己的思路和思维开拓出来。”

 事也很巧，专家的点拨后不久，我就认识了一位改变自己当时境遇的“贵人”。在一家画廊里，偶然认识了一位名叫沙善聪的朋友。交往之后，他向我提了很多问题，让我谈谈对一些书画作品的个人见解。

后来，他又把我介绍到了《青年报》社的《生活周刊》编辑部。

 当时《生活周刊》创刊没多久，沙善聪想把我推荐给副刊编辑曾元沧先生，去编报纸副刊。那天，我们去了东湖路17号，这是一幢民国时期建造的小洋楼，颇见旧时风范。在小洋楼顶端的三楼，也就是《生活周刊》的编辑部，我见到了李和庭、汪乐春、黄汉民、戴文妍等很多老师，看到了忙碌的报人们，不断进进出出、不断地打电话的景象。

 和他们作了一番简单交谈之后，我们见到了马和宁老师。他后来是上海青年记者协会副理事长，青年报社领导班子编委会成员。当时是报纸头版要闻版的责任编辑。马和宁老师当时对我说：“你跟着我，试试看，先做新闻版，等副刊版有空的时候，你再去写。”

 跟着马和宁老师出去采访了三次，马老师还向我推荐了美国人编写的《怎样写新闻》这本书。认真阅读完这本新闻采访教材，再不断琢磨。就这样，我开始了当年的新闻写作之路。

《生活周刊》让我有了一个可以伸展自我的平台，能够面对陌生人去说话、去提问，这种内心的兴奋是不言而喻的。在《生活周刊》的五六年时间里，我经历了很多的采访，也撰写了很多新闻稿件。

 有一次，我和沙善聪得到一个新闻源，有线人来电话，说第九人民医院拒收一个患急性肾炎的小学生入院治疗。

 我们便急着赶去采访。

 因为要进入病房有点难度，所以便想趁着晚上偷偷地溜进去，结果我们还是被保安拦住并扣留了。得知我们被扣留之后，报社的主编便打电话过来，他说：“我们有两位记者在你们那里采访，请协助。”

 原来，这个小学生患了急性肾炎，孩子家长要求入院治疗，但是院方提出一定要先预付2万元的押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2万元的押金是很高很高的。我当时就想：“人民医院是为人民，现在人民的孩子生病了，有病无钱莫进来，这简直是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

 后来，小学生爸爸的单位里进行募捐，由工会牵头，最后筹集到了2万元的入院费用，才能在住院进行手术。

 知道原委之后，我们便想把这件事情进行整理报道。采访后，我们写了批评稿，那时候写批评稿都是需要被批评的一方在文本上签字同意才能发表的，当时我们采访的是第二军医大学下面的附属医院，他们也没看，第二天我们就发稿了，结果弄错了，写成了第一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这件事情，让我发现了一个人做事要精益求精的原则，也让我历练了采访稿件的整个过程，比如应该怎么去提问，怎么去采访，让我学会了把握事情的关键点。从那以后，我做每一次新闻采访，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也因此经常在《生活周刊》头版发表我写的新闻稿。

 还有一次记忆深刻的采访，当时复旦大学有一位叫伍丹戈的教授，住在溧阳路一栋房子的三楼，和底楼人家发生了纠纷，教授因此而亡故的事件。住在底楼的那户人家对教授的亡故是负有责任的，但是有一定的权力和势力，导致这件事情迟迟不能解决。当时我们去采访的时候，找到了该行政区域的办公室主任，但受到了他的阻拦。虽然我们已了解到有一位国家领导人下达了批示，要求认真客观地处理此事。但这件批示在这个办公室主任的抽屉里，被压了整整一年。

 周末，我们要发稿的时候，某部委打电话过来说：“这篇文章不能发。”

 为此，主编马和宁就问：“小顾，你这个文章是上还是不上？上，就署你的名，但是要承担风险的。”

 老师这种赤胆直言的精神鼓舞和感染了我，我说：“那就署我的名吧！”

 文章发出来以后，这个事件在后来的两三个月里面就妥善地解决了。

 对于年轻的我来说，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很兴奋，为自己能够一腔热血社会做点贡献感到无上光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年轻时候的木讷、内向、不善言辞的习惯，也逐渐地在我的新闻实践中开始蜕变，并为我以后走上专业绘画的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顾马口述编辑\马文友整理于汉唐精舍2017.4.8)

                              文人"活"系列-----《半园闲话》

                                            2017年8月上海书展上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