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颜女友Ariel说“心喜周作人。有古意，也儒雅。”我倒觉得知堂文字古意的没有，散漫清淡，自然而然倒是真的，人经历了许多世故，又有一大把年纪，才能写出他这样的好文字。

关于周作人的附逆，与挪威的汉姆生、美国的庞德有些相似，但这两位洋人都有先期纳粹思想的铺垫，所以并不突然。而对于周作人来说，从苦雨书斋一跌而入政治深渊，反差之大，实在令我们有些难以接受，还好今天在我们看来，为人与为文还是可以分开来看的，更何况周作人并非全无是处。

知堂的文字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还属于他的晚期创作，尤其是1949年后上海《亦报》连载的随笔。《亦报随笔》可能是他本人并未看重的，因为在《知堂回想录》中未曾一句提及，但其时的周作人，要以此换饭吃，或正因为如此，没有“讲台气”，纯是“家常面孔”，达到了周作人平生极力追求的境界。

首先是短，周作人作文都不长，大多千字上下，而《亦报随笔》尤其地短，七百五十六篇有七百篇在六百字以内，最短的不过二百余字。周本人对“短”很有心得，他说“文章要短而且也要由衷，最不经意的通信既是好例。或者可以说由衷之言与短是相关的。话说得长了，有些免不了是陪衬，虽然在修辞法上是必要的，但部分的总是软弱些，那地方就是弱点了。”短，就意味着“陪衬”少，弱点也少。再说摘抄，周作人原来行文喜欢引录，这点和他哥哥有些类似，不过他掉书袋的毛病更甚些，这一点并不全是劣势，章锡深就说他“随手引证，左右逢源，但见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其实周作人的引证，都是他精心挑选出来的中意文字。但虽是如此，引文不同于正文，会常令文气有所中断，又引文到底是人家说，不是自家说话，难免令人不耐烦。1950年后，周氏的两万册藏书被充公，令他想引书也苦于查找，例外的使他在《亦报随笔》的文字中落得个疏落清爽之极。引文虽少了，但丝毫不影响他的博识之美。

周作人的博学在当时学者文人里是极突出的，《亦报随笔》的话题一如其旧的宽泛，也可以为他的杂学之博作一个明证。从《小人书》到《谈康熙字典》；从《夜读的境界》到《腌鱼腊肉》；从《五美图》到《竹枝词》；从《诗里的市声》到《北大的史迹》；从《天下第一的豆腐》到《西汉第一石刻》，真是无所不能谈，信手拈来，信口而谈，信笔见才情学识。如开博客亦是一把好手，点击率会很高。

我最早读周作人的散文，大约是二十多年前，好像是《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吧，当时印象中觉得散文的周作人只有一副嘴脸，即所谓冲淡平和，这真是委屈了他。待到完整的读他的散文，至少还可以清理出一张浮躁凌厉的嘴脸。其根源所在，就是他心中的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正经文章评论时事，反专制礼教，这属于流氓鬼的成绩；闲适小品，“聊以消遣，这便是绅士鬼出头的时候了”。他自己说：“以为闲适的文章更好，希望我多作，未免认错门面，有如云南火腿店带卖普洱茶，他便要求他专开茶栈，虽然原出好意，无奈栈房里没有这许多货色，摆设不起来.....以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这种坦白，在我们旁人看来是不以为然的，从文章的数量和总的质地上比较，还是后者重一些，周作人散文还是更闲适更绅士。

不过话说回来，周作人还是有几分流氓鬼的精神的，《谈虎集》里有一篇《论女裤》，原题是《女裤心理之研究》，他抨击教育联合会规定女生制服“袖必齐腕，裙必及胫”的荒唐议案时这样说：“因为诸公从地下‘仰’着头向上‘望’”的缘故，是“老牌的野蛮思想”，很有些刻薄的力量，颇具流氓气象，能用“恶笑”发出攻击。郁达夫分析周鲁二人幽默的不同时，说鲁爷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则“湛然和蔼，出诸反语”，反语又“和蔼”，可见书生气太足，绵软不堪。所以流氓鬼文章在周散文里及格的不多，相反绅士鬼小品里不时迸出的流氓鬼句子，倒是醒目可观。比如“题跋与序，正如尺牍之于书，盖显有上下床之别矣”；比如他三解“王顾左右”，一是“老王看看左派，又看看右派，把他们大谈而特谈”，二是“老王顾虑左派。又顾虑右派，就去谈别的不相干的事”，三才是旧解和正解。这种嬉皮笑脸的流氓方式，我以为好。清淡平和固然是一种上乘境界，但皆是如此，也未免寡淡无味。

明清推崇”性灵“的文人喜欢使用一个概念，即“本色”。似乎有本色，文章即好，无本色，文章便不好，实在不通，因为本色也有高低，周作人倒有一句名言“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周的文章可以站的住，便因为质地好。质地何来，先天带来，后天修来。

我最后读周作人的书是《知堂回想录》，算算已是两年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