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4@365行摄前门识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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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前门诸斜街杂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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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是离不开水的。古代的北京地区曾是水乡泽国,并不缺水,到处是河流、湖泊及各类蓄水的“坑”。如今留下的孙家坑、象鼻子中坑等等便是极好佐证。为了饮用和水运交通的方便,在兴建大都城时几乎全保留下来。天长日久,当这些河流湖泊干涸后,就演变成街巷了。河流多是弯曲的,因此形成的街巷自然是斜的了。像西城的东、西斜街,在明代就是一条与大明濠(御河)相通,最终流进西苑(中南海)的小河。至于白米斜街、烟袋斜街等,因邻近什刹海,更是河流无疑了。宣武区的上、下斜街也是河流,至今这条街两旁的居民小院的房基都要高出路面一米多高,从而证明昔日这里是河而不是街道。
南城的宣武、崇文两区,曲巷斜街更多。南城亦称外城,是明代嘉靖三十六年之后才形成,当年这里是河湖遍布的地区,在兴建了外城之后,自然曲巷斜街会多些。
至于东直门、阜成门等城门外的斜街,则与河流无关。昔日的城门,除南门楼、箭楼外,还有瓮城,出入城门的人,只能从瓮城里出入,而瓮城所开的门洞往往在两侧,所以城门外(前门除外)的大街是斜的。这种斜街的设计完全出于守城的战略需要,而不是方便交通。在冷兵器时代,城墙与城楼的防御功能极强,为了免于兵临城下的敌兵“长驱直入”,故城外街道是斜的,以便于防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古人的智慧。城外的斜街,大多是清末形成的,最初这些道路两旁没有住户的,是城外的开阔地,不用说,这也与守城有关。
北京也有斜街,虽然不多,却相对集中。出正阳门往南,大街两侧,净是斜街。路东的斜街由西北斜向东南,路西的斜街由东北斜向西南,打开地图一看,象是鱼骨。这路东路西的两组斜街,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形成的呢?
路东的斜街是叫永定河水“冲”出来的。
永定河的历史可比北京城早得多。古代永定河在北京小平原上滚来滚去,留下了几十条故道。离北京城最近的有三条,一条在城北(走海淀汇潮白河),一条在城南(古累*水),还有一条就是斜穿现在北京城的这条故道。由于这条故道穿过了城里的几个海子,所以后来有人管它叫"三海大河"。
这条"三海大河"从石景山、衙门口往东,走田村、紫竹院,打德胜门西边进城,经后三海前三海,再往南过石碑胡同、高碑胡同,从人大会堂西南奔正阳门,过马路顺孝顺胡同(今晓顺胡同)、长巷头条一带南下,经芦草园、北桥湾,接三里河、后池,向东过红桥、跳伞塔,绕龙潭湖,自贾家花园出城。
这条河道与北京城的关系十分密切。早在北魏时期,镇北将军刘靖就利用这条旧河道修起了当时北京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车箱渠,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对北京地区的农业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女真人在北京地区建立中都城之后,为解决漕运问题,开凿了金水河与闸河,利用"三海大河"引永定河水连接大运河。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金人无法解决稳定、充沛的水源问题,这项工程也就未能发挥多大的效益。直至元代,由我国杰出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引昌平白浮水,经翁山泊、高梁河注入大都,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三海大河"上的积水潭成了南北大运河的终点码头。
前门大街东侧属崇文区,是北京旧城中建城最晚的一个区域。城市生活离不开给排水设施,除了人工开凿的明沟暗沟以及城壕外,古河道地势低洼,自然地形成了天然的给排水通道。未有城市之先,为了给水、排水以至航运的方便,在这条河道两侧首先形成了居民点。沿河的居民点达到一定密度以后,随之产生的街巷与河道或平行或垂直,随着河道"一溜歪斜"起来。这与天津等沿水城市的街巷成因是一致的。如今水道虽已不存,却留下了大量可资考证的地名,象三里河、芦草园、薛家湾、南北桥湾、后池、红桥以及附近的河泊厂、西湖营、揽杆市、金鱼池和龙须沟等等,使人得以想象早年间这一带水道纵横的景象。
正阳门外:大栅栏地区有铁树斜街、樱桃斜街、棕树斜街和杨梅竹斜街;天桥地区有天桥市场斜街;前门大街东有冰窖斜街;
宣武门外:牛街地区有枣林斜街;
广安门外:红居斜街;
崇文门外:东花市斜街;
西直门外:高梁桥斜街;
东直门外:东直门外斜街;
安定门外:外馆斜街;
广安门内:上斜街、下斜街;
西单-西四区域:东斜街、西斜街;
什刹海区域:白米斜街、烟袋斜街。
关于“干涸河道说”,有一部分斜街确实前身是河道,例如西单-西四区域的东斜街、西斜街就属于此类。在北京内城西部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漕,原为元代的金水河,明代因金水河上游断流,河道逐渐演变成排水沟,名为大明濠,1921年开始明沟改暗沟,利用拆除皇城的砖砌筑大明濠暗沟,暗沟上建成马路,大致的走向是今天的赵登禹路、太平桥大街、佟麟阁路。而东、西斜街的下面就是一条与大明濠相连、最终流进西苑(中南海)的小河,河道干涸后,被填平为街道,成为东、西斜街,东西斜街的分界点就在甘石桥。但是,大多数的斜街并非由于河道干涸的原因,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仔细探讨。关于“城门防卫说”,基本上是不成立的,虽然城门交通要从瓮城两侧出入,但并不意味着城门外所有的道路都是斜的,事实上通过瓮城的门洞后,还是有道路修正为南北向或东西向。以西直门为例,民国初年的地图就清楚地显示出,从城内向城外走的动线,是从瓮城侧面的门洞出来后,转了一个弯,修正为通往万牲园的西向路,高梁桥斜街只是该西向路上的一条岔路。从城门防卫的有效性方面分析,主要由瓮城自身的结构体现对“兵临城下”的防御功能,与敌人来的道路是直还是斜没有关系。那么东直门外的东直门外斜街、西直门外的高梁桥斜街形成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西直门瓮城与西直门外道路的关系:学过几何的都知道,欧几里得几何学有几条公理,其中之一是过两点之间有且只有一条直线,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谓公理,就是常识,不需要证明。有这样一则笑话,从前有个学生经常问数学老师:“为什么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老师很无奈;后来学生又问,老师反问学生:“我扔块骨头,一只狗跑去捡,你说它是直接跑过去捡呢,还是绕个圈子再过去捡?”学生说:“当然是直接跑过去捡!”老师说:“你看,狗都能搞清楚的问题,你为什么老问我?”在城门外,由于没有统一的城市规划,所以“世上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人们在选择路径时往往体现出走捷径、抄近道的天性。
西直门、高梁桥斜街与三山五园的关系:
西直门外的主要目的地就是“三山五园”,经清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近百年的修建,海淀地区基本建成了“三山五园”的皇家行宫御苑(包括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畅春园与圆明园)。从京城通往“三山五园”的旅游交通线,一是继续使用经元、明两朝修建起的“御河”作为水上通道,二是建设了西直门通往万寿山的“御路”。根据《“御路”和海淀区旅游交通》一文,这条御路的具体走向是:东起西直门外北下关的高梁桥,西北向走,经过北下关娘娘庙、广通寺、大柳树、黄庄、海淀南小街、西大街,北出海淀镇,西折至万寿山;西段万寿山与玉泉山也有御路相通,出玉泉山宫门又可去香山。清代帝王不仅来此休闲避暑,而且用于治理朝政、接见使臣。1924年孙中山在北平病逝,遗体暂放香山中山堂,从城里往香山移灵也是走的这条路。正因为“三山五园”都在西北方向,所以按照走捷径的原理,经过高梁桥的道路也必然是西北、东南走向的斜街了。
东直门外斜街,与古北口、承德(热河):
东直门外的斜街又是怎么回事?据《北京交通史》,清朝时,出京的皇家御道共有三条:第一条是出朝阳门的东道,经通州、三河到河北遵化,是皇帝到清东陵谒陵的御道;第二条是出广宁门的西道,经良乡、房山、涿州到达易州,是皇帝到清西陵谒陵的御道;第三条则是出东直门的北道,经顺义、怀柔、密云,出古北口,到达热河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是皇帝避暑和围猎的御道。由于热河(承德)、古北口在京城的东北方向,所以按照抄近道的原则,东直门外的斜街正是这条御道,自然也是西南、东北走向了。
崇文门外的东花市斜街,是一条出内城到外城的广渠门之间的捷径,如果从崇文门出发要到外城的外面,则走斜街无疑可以缩短距离。
而宣武门外的枣林斜街,其目的地是宣武门外的崇效寺,根据《逝去的斜街:北京“老君地”印象》一文(北京晚报,2011年04月12日),清朝的崇效寺存有一幅《青松红杏图》为镇寺之宝;寺北植有大片的枣林,一到暮春时节,枣花如雪,因而崇效寺又称枣花寺,后来又培植了众多牡丹花,这些都使崇效寺声名鹊起,引得城内文人雅士纷至沓来,由于崇效寺地处外城的荒郊野地(称为“老君地”),从宣武门到崇效寺必然经过这一大片“老君地”,为找捷径,人们便踩踏出一条斜的土路。清末,在外城西南城根兴建了印刷厂,两千多名工人从内城往返上下班也都抄此近路。后来城市扩张,人们在土路两侧筑屋而居,形成斜街。到1950年代新修白广路,将此路斩断,西南段靠近崇效寺的部分成为华北电管局办公和宿舍楼,而东北剩下从牛街到枣林前街的这一段,改称枣林斜街。
广安门外有多个关帝庙,庙内关帝像为红脸,被称做红庙。解放后,居住区也命名为大红庙居民区,许多街巷也以“红居”命名。红居斜街的成因,很可能是人们出广安门外前往祭拜关帝时抄近道形成的。
安定门与外馆斜街:
所谓“外馆”,是针对“内馆”而言的,不管内馆还是外馆,都是接待蒙古王公的场所;根据夏仁虎《旧京琐记》的记载,接待蒙古人的宾馆,在东交民巷的叫做内馆,在安定门外西北方向、黄寺东侧的叫做外馆;外馆隶属于清廷理藩院,据《清会典》载,蒙古王公和西藏黄教领袖按照“年班制度”,轮班进京朝贡,谒见皇上,被分别安排在外馆和黄寺居住,他们的随员及商人也在此与内地商人贸易,使得这个区域当时十分繁华。由于从黄寺、外馆进入内城最便捷的交通就是从东南方向的安定门进入,因此很容易走出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斜街。
外馆斜街南是柳荫公园(原称“久大湖”),据说明末年间,此地藏有宫廷宝藏,便有人挖地丈余,寻宝未果,但见挖掘出泥土,却是烧砖的上等原料,于是此地便挖成了窑坑,当时有名的砖窑有久大窑、和记窑等窑场,窑坑积水,1958年窑坑改造成人工湖,以窑命湖名,1980年代改名为柳荫公园。外馆斜街不是出安定门就往西北方向走,而是出安定门正北一段路后再往西北拐,原因可能就在于要绕过那些窑坑。
天桥市场斜街:先农坛的东北坛墙(右)的弧形决定了天桥市场斜街(左)的形状。
天桥市场斜街位于天桥市场西北部,西北至东南走向,西北起自永安路,东南至北纬路。在北京的斜街中,天桥市场斜街是唯一一条呈现出很规则的弧形的斜街。原因何在?
原来天桥市场斜街正是先农坛的外坛的墙根,由于先农坛和天坛一样,呈现出“北圆南方”的整体格局,其外坛的北墙为一条弧线,等到外坛的坛墙拆除后,就形成了这样一条独一无二的街巷。天桥市场斜街在民国时称先农坛根,该街东侧即天桥西市场,也是“天桥”的发源地,天桥西市场南侧又出现了公平市场,即北京“老天桥”的核心地段。
前门外西斜街的铁树斜街、樱桃斜街、棕树斜街和杨梅竹斜街,与金中都施仁门的关系:
金中都的中心大致位于现在广安门区域,到了元代,蒙古人改中都为燕京,最初并没有建大都城的打算,因此把大部分衙署都设在燕京城内;1276年,元代在旧城的东北方向规划和建设了元大都都城,但是并未放弃旧城。当时称新城为北城,旧城为南城。
新旧两城,近在咫尺,人马往来不断。大都建城后,两城都有城墙城濠,通过城门来往,那么最近的路该怎么走?一路是出大都南垣西端的顺承门,进南城北垣东端的崇智门;另一条是出大都南垣正中的丽正门(今天安门前),进南城东墙的城门,尤其是最靠北的施仁门;其中大栅栏、铁树斜街一线,基本是从前门外大街,以一条直线指向魏染胡同的南口,而魏染胡同一线正是金中都城墙东垣故址,胡同南口则是施仁门的旧址。
但是铁树胡同并没有直插到施仁门,而是在快到南新华街的时候,突然折向南,走五道街,然后走骡马市大街(即金中都的施仁门外大街),原因何在?因为南、北新华街沿线大致为旧河道,当铁树斜街插过来的时候,需要跨过河道,但此河道上有两个桥可以借助,即南面的虎坊桥、北面的臧家桥;铁树斜街折向南走五道街,是去过骡马市大街上的虎坊桥;而从杨梅竹斜街、樱桃斜街过来,既可以走铁树斜街过虎坊桥,也可以走臧家桥胡同过臧家桥。由于棕树斜街在铁树斜街以南而且斜率更大,所以未汇入铁树斜街,而是直接向南走骡马市大街,因为这样的距离不一定比折回铁树斜街更长。其余象廊房头二三条西边的炭儿胡同、笤帚胡同、取灯胡同也呈现出轻微的东北、西南走向。前门大街西从元代以来,在废墟和荒野中踩出大路,再依路形建设街巷和城市,等到明代修外城时,本区域的街巷布局早已形成,所以外城街巷的成因与内城的统一规划完全不同,也呈现出更多的斜街。
前门外东的冰窖斜街以及前门三里河流域的,长巷、草厂、芦草园、深沟系列胡同
冰窖斜街位于前门大街以东、珠市口东大街以北,成于明代,以此街北有冰窖而得名,来往运冰车皆由此过,街呈东北、西南走向。其实前门大街以东、珠市口东大街以北的区域并非只有冰窖斜街这一条斜街,实际上这一区域绝大多数是斜街,只是没有体现在名称上。
这一区域的斜街都与这里曾经河道纵横交错有关,其中最著名的一条古河道就是三里河,在元代这条河叫文明河,位于大都城丽正门与文明门之间。北端接护城河,并引护城河的水向东南流入芦草园,到北桥湾经三里河桥流经薛家湾、水道子、河泊厂、缆杆市、南河漕、三转桥等地,然后转向东南经八里河、十里河流向张家湾烟墩港并入通惠河。当年这条文明河是沟通大运河至大都的漕运,把南方的粮米运到大都南大门外,此外它还有疏导护城可水流的作用。到明代,由于长期未疏浚,河道淤塞,已失去漕运功能。永乐迁都北京后,下令南城墙向南推移,原来的城壕也随之填塞。到正统年间,又重新开挖南护城河,并筑坝蓄水,为防止雨季洪水泛滥,在正阳桥东低洼处开通壕口,用来泄水,由于壕口距崇文门外大通桥约3里,文明河改称三里河,再后来由于三里河水道日益淤塞,到清代以后终于干涸形成陆路。
三里河的遗迹实际就是现在的长巷头条与孝顺胡同之间,其东岸为长巷头条,其西岸为北孝顺胡同、南孝顺胡同、得丰西巷;长巷头条形成于明朝,称“长巷儿一条”,其形态与三里河流经的形态保持一致,即从西北向东南弯曲,此后长巷二条、三条、四条等,沿着头条的形态先后建起。实际上,这种“街形随河形”的规律,在很多滨水城市的道路中十分常见。
前门外东的三里河流域,其形状与长巷系列胡同的形状相似。(乾隆代沟渠图局部)那么在长巷系列胡同以东,还有从草厂头条到草厂十条共计十条胡同,其形态是由东北向西南弯曲,又是为什么呢?在《乾隆代北京河道沟渠图》上只标注了三里河的走向,那么是否存在一条东北向西南弯曲的古河道呢?我们发现,在草厂头条的西北方向有一条胡同:北深沟胡同和南深沟胡同,说明这里原来是泄水沟,到了光绪年间,这里才有了民房形成街巷。据传清代时这里地势低洼,每逢雨季,积水成潭十分泥泞,被人称为“泥水”胡同。可以推定,这条深沟就是另一条古河道的遗迹,其走向是一直向南流,草厂头条应当是其东岸;这条古河道与三里河共同汇入芦苇园,大约也就是现在北、中、南芦草园胡同的位置;据记载,北芦草园、中芦草园与南芦草园在明朝形成,称芦苇园,原为元时文明河(三里河)河身,河废后为芦苇塘,后填平筑房。
三里河从芦苇园的位置继续向南,流经三里河桥,其南为南桥湾,其北为北桥湾。三里河桥为东西向汉白玉桥,早已埋在地下,1953年建三里河大街道路时发现。三里河在北桥湾与金口河旧渠相通,通过南桥湾,流向金鱼池(今金鱼池居住区)到红桥,再到左安门进护城河。
总之,正是三里河及其支流的流向,决定了草厂和长巷这些系列胡同的走向,最终形成了北京极少见的有规律的扇形街巷,也使这个区域成为北京斜街最多、最复杂的地方。
对于上、下斜街的成因,也有多种说法:
第一,《北京为何斜街多》一文断定:上、下斜街“也是河流,至今这条街两旁的居民小院的房基都要高出路面一米多高,从而证明昔日这里是河而不是街道”;
第二,《南城两翼斜街多》一文(《燕都》杂志,作者韩朴)认为:从元大都到金中都来往最近的路,一条路是出南城北垣东端的崇智门,进大都南垣西端的顺承门,久而久之,在南城的废墟间形成了一条由西南向东北侧斜的捷径,这便是后来的下斜街与上斜街。
对于第一种说法,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没有能够说明此地是河道,至于房基高于路面并不能直接导出是河道的结论;对于第二种说法,应当是错误的,因为金中都的北城墙位于今天的宣武门内,而上、下斜街则位于今天的宣武门外,所以即使会出现两个城门之间的斜街,也应当在宣武门内。
宣武门、二庙、土地庙与上、下斜街的关系
那么成因到底何在?我们注意到,上斜街区域有三个关帝庙,其中两个在上斜街,一个在上斜街西延的三庙街,从东向西的分别称为头庙、二庙、三庙;三庙街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考证,早在唐朝就已经成型,也是北京已知最早的街道之一,辽、金时最为繁华,据说金代时金兀术曾在此街住过,明朝因这里有紫金寺,故又名为“紫金街”。所以,上斜街极有可能是明代之后形成的,人们从宣武门出来去三庙或三庙街,走上斜街都是捷径。
下斜街则在二庙西侧折向南,其目的地应当是下斜街南口的土地庙,土地庙原是元代的老君堂,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重修,土地庙在明清时闻名遐迩,尤其是土地庙的庙会是北京最重要的庙会之一,在明清时期每月逢三开庙,民国后改为阳历每旬三日有庙市,人流量很大。因此可以设想,下斜街就是内城的人们从宣武门出来,先借用上斜街的一段,再从二庙处向南转,前往土地庙所踏出的捷径。
烟袋斜街和白米斜街都位于什刹海地区,其中烟袋斜街在鼓楼与后海之间,白米斜街在前海东南方向。烟袋斜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小石碑胡同与鸦儿胡同相连,为东北西南走向,全长232米,据清代《日下旧闻考》一书记载,此街原名"鼓楼斜街",清末改称"烟袋斜街"。
其实,什刹海地区最重要的斜街还在于现在的鼓楼西大街。这要追溯至元代,郭守敬引白浮泉水西流,沿西山东麓折而向南,汇人瓮山泊,经高梁河从和义门(西直门)北流入大都,蓄于积水潭;再引水南流,东下通州,建成通惠河;之后,积水潭就成为了港口码头,大米、茶等源源而至,附近船舶如云,商栈林立。而建于元朝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的鼓楼,当时称为“齐政楼”(位置在今鼓楼西侧、旧鼓楼大街的南端),其周边也是遵循“前朝后市,左祖右社”建设的商业区。为使码头至鼓楼前有一通道,就在积水潭北、健德门内至鼓楼之间修筑的斜街(大约今鼓楼西大街),从东南斜向西北,以直线方式进行连接,提高了通行效率。
对于白米斜街、烟袋斜街的成因,有几种说法:
第一,在《北京为何斜街多》一文中,作者认为:“至于白米斜街、烟袋斜街等,因邻近什刹海,更是河流无疑了”。
第二,烟袋斜街的形成与什刹海之河岸变迁有关,认为烟袋斜街在历史上也曾为海子的水面所覆盖,因长期淤积及历代累积、灰土、垃圾并填土建房,逐渐形成民居和新街巷;由于沿着海子岸边逐步发展,街道走向形成斜街;白米斜街也是由元代海子之东南岸淤积后逐渐形成的。
第三,因晚清和民国时期什刹海周围圈有外河,称“套河”,用来调节水位,斜街是套河的河道。
第四,烟袋斜街是连接鼓楼大街与什刹海的最便捷的道路,而白米斜街的走向基本上与前海的东南岸平行,不过是“街形随河形”规律的又一体现。
具体哪一种说法对,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充分的证据,不过断定斜街就是干涸的河道,未免过于武断。
基本结论
总之,斜街的成因包括如下几类:
第一,走捷径:铁树斜街、樱桃斜街、棕树斜街、杨梅竹斜街、枣林斜街、红居斜街、东花市斜街、高梁桥斜街、东直门外斜街、外馆斜街;
第二,受水流影响:冰窖斜街以及前门三里河流域的多数街巷;
第三,干涸的河道:东斜街、西斜街;
第四,拆除的围墙:天桥市场斜街;
因此,我们认为北京的大多数斜街是因为走捷径和受水流影响产生的,干涸河道仅见于个案,而“城门防卫”一说基本不成立。
如果从大栅栏一直往西走,走不太远就有一处岔口,这处岔口就是樱桃斜街和铁树斜街的入口。铁树斜街又称李铁拐斜街,全长约600米。斜街西口的一所民居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祖居,也是梅兰芳的出生地。樱桃斜街东口有一座始建于明朝的护国观音寺,只不过现在供奉的观音早就消失了踪迹,原来的庙宇变成了大杂院。只有院门上的石头牌匾依稀可见护国观音寺几个字,讲述着这个院子在漫长的历史里的老故事。
杨梅竹斜街也对得起这个雅致的名字,这里曾是文化人的娱乐之地,住过些文化名人,也曾经聚集了中国的著名书局。现代文家沈从文的文学道路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在杨梅竹斜街上的酉西会馆里,沈先生写出了《边城》《长河》《湘西散记》等散文体小说,从而闻名于世。街上还有湖笔大师戴月轩的故居、京剧武生杨小楼故居、评剧演员新凤霞故居等等。而在民国时期,这条不长的街道上,有中正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局、广益书局、环球书局、大众书局、中华印书局共7家书局,都是当时的出版企业,浓厚的“书卷气”影响了这里的一代又一代人。
除了书卷气,杨梅竹斜街上还有一家非常著名的“青云阁”。身为清末民初北京四大商场之一的青云阁,正门虽开在观音街上,但是后门却在此街之上。青云阁是清末民初北京最著名的社交娱乐场所之一,楼下百货日杂,楼上酒馆茶社,是当时的文人雅士、官商贵胄之间消遣娱乐的必到之地。清末文人许愈初《肃肃馆诗集》中集有咏青云阁的诗句:“迤逦青云阁,喧腾估客过。珠光争闪烁,骨董几摩挲。栋栋书坊满,家家相士多。居然好风景,堪唱太平歌”,可见当时此地热闹繁华的景象。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鲁迅、梁实秋等名人雅士都将这里当做聚会交谈的场所,著名的蔡锷与小凤仙之间的爱情故事,也开始于这里。当时的青云阁可谓风头无两。而现在这条街上青云阁的后门仍矗立在原地,但旧楼不在,牌匾已经斑驳,路过的游人拿起相机随手一拍,却不见得知道拍下的是那个时代最繁华的背影。
在这条沉淀着历史的斜街上,很多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笔画,很多人的故事都还在这里延续。在这条老街修缮的时候,街两侧1700户居民,只有529户选择了迁出,1171户“老北京”都留下了。
不仅仅是老北京人愿意留下,修缮者们,也愿意他们留下:“修缮老街,更应该注重它非物质的一面。我们可不愿意老住户都迁走,那样的话,这老街就没了人气儿,也就没了韵味儿。你把整个一条街建得再漂亮,也没有生命力。”而一条有人气、有韵味儿的街道,总是会吸引那些有想法的人,把最新潮的设计和最古老的风貌结合起来。
所以今天的杨梅竹斜街,除了老住户,还陆续搬来了一些设计工作室,一些独立品牌,比如看一场电影,然后做一顿电影里的饭,“爱阅读,爱设计”的书的设计店,设计、插画工作坊welve Moons等等,这些店主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带着不同的风格和全新的创意。他们愿意选择杨梅竹斜街,正是因为看中了有人气儿的胡同风情。这些店主“希望两三年以后,这条街会成熟起来,有真正文化创意与商业结合的气息。”
当你今天走过杨梅竹斜街的时候,千万不要惊讶。你可能会穿过窄窄的胡同,穿过胡同里人家晾晒的衣服被子,穿过菜市场里穿梭的人群,穿过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冒出的烟火气,然后再看见那些清新得像淙淙小溪的设计师店铺。这里没有南锣鼓巷的摩肩接踵,也没有五道营一家连着一家的咖啡馆,更没有烟袋斜街上专为外国人设计的中式丝绸店铺。几家好吃的小店装潢简单,隐藏在不起眼的位置,稍不留神就会错过。倒是路边的老式建筑里的现代装潢吸引了不少的摄影爱好者。可是它的氛围刚好,从上上个世纪就开始的商居混杂,书局林立的浸染让这个地方文艺却不矫揉造作,商业却不流于俗套,简朴却让人一见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