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之石经篇

 

   

   云居寺，座西向东，是面向东方伸开双臂的一个巨人；一手托着一座宝塔，五层院落、六进主殿藏金身。有一首诗这样形容云居寺的形制：上下落差三百米，不在云里在雾里；南北两臂托宝塔，金身掩在金殿里。

   

   云居寺，号称有三绝、四宝。其三绝是：一绝保存世界上最古老、最完整的，14278块石刻大藏经——房山石经；二绝是我国仅有的22000多卷明版纸经：三绝是我国唯一一部77000多块，汉文木刻大藏经——木版经。其四宝是：一宝五尊铜佛，二宝是唐、辽古塔，三宝是佛舍利，四宝是云居古钟。

 

    但云居寺，主要还是因经而寺，寺以经贵，才使云居寺成为佛法弘扬之所。云居寺石经，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化奉献的又一壮举，是中外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奇迹。1956年，赵朴初等中国佛教协会人员，对房山石经进行大规模发掘整理，当看到如此之多的石刻经时，连声赞叹：“了不起，了不起！这是继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之后，又一伟大工程。从静琬到董其昌，刻了一千多年，没有中断过，房山完全称得上北京的敦煌。”

 

   

 隋人静琬僧，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隋大业年间，选中了当时的幽州，现在的北京西南白带山，这块被称为汉白玉之乡的大石窝。在这里不仅盛产汉白玉，还还盛产青石。这是他完成把经文刻在石头上这一宏伟事业的自然条件。他许下宏愿，要在这里把经文刻在石头上，埋到地里，避免天灾人祸，使之流传后世。

 

   他从隋大业那时开始，到唐贞观十三年圆寂，在这里大业初成。后又是弟子传弟子。经历了唐、辽、金、元、明，从未间断。直到明崇祯四年三月四日，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在藏经洞额题“宝藏”二字时，宣告了历时千载的，云居寺石经刻造事业结束。   

   在这些石经上我们看到了，一千多年的刻经史，一千多年的佛教史。更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千多年的人文精神。虽然无法统计，这一千多年，有多少人在这里篆刻，然而我们可以想象：绵延这么长的时间，有多少人在这里从事这项事业。

 

    就从寺院至今还保存着的两口大锅，一口直径3米、一口直径1.5米，就可以见证。两口大锅一起熬粥，可供800僧人食用一天，可以估算在这一千多年里，有多少人吃斋。据说云居寺一千多年来，最多时候的僧人有一千多人。   

    当我们面对，这如山似海的石经的时候，似乎看到一千年以来，众人完成一件事的精神。他们都要具有同样的心境，同样的意志。师徒相传，从不懈怠，从不背叛。

    累计三千多万字的石经，每字一样的大小，没有一个错别字，而且都是颜真卿、柳公权等著名书法家的书体，这要多少人的潜心修炼与篆刻。不能不说它是中外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奇观。我们不能不为这种精神所震惊。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来到云居寺看石经，惊讶之余说道：“这么多的石经，少有！少见！能不能换给我们一些，我们一定会珍贵地保存起来。”总理问：“怎么换？”印度总理尼赫鲁自信地说：“石经多重，用等量的黄金交换。”总理笑着幽默地回答到：“黄金有价，石经无价！”

 

    http://www.bjyjs.org/tp/201206/13094005583.jpg这样的无价之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地里挖掘出来以后，经历了四十多年的风雨，有的丢失，有的开始风化。为了保护这样的历经一千多年的的无价之宝，国家又决定要让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于是在原址基础上加工修建了一座地下宫殿，让又回到了地下。这座地下宫殿，题名“石经地宫”。这四个字由赵朴初亲题。入宫的日子选择在1999年9月9日9时9分9秒，有八个九之吉日。

    

     如山的经石又睡到了地下，走在这地宫，就如第一次登上万里长城，那样地震惊、那样的激动。其实这三千多万字的经石，体现的不仅仅是它的历史文化意义，更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完成大业的不屈之毅力与精神。

 

   北京云居寺石经山 世界之最 刊刻工程浩大宏伟 历经六朝千载共刻佛经千余部三千多卷。云居寺石经，为中国古代佛教经籍铭刻，同时也是世界佛教铭刻之最。全部石经共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石，共刻佛经一千一百二十二部三千五百七十二卷，自隋大业开始至明末结束，历经六朝千载，其工程之浩大，刊刻之宏伟，堪称世界之最。

 

    云居寺初称西峪寺，始建于初唐；最早发愿刊刻石经者的僧人静琬，是北齐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大师的弟子。相关于静琬镌刻石经的文字记载，最初见于唐高宗永徽年间，吏部尚书唐临所著的《冥报记》，其中记载“幽州沙门释智苑（静琬）精练学识，隋大业中发愿造石经，以备法灭。继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又取方石更为磨写，藏诸室内。”

 

   

 

静琬大师刻造和存放石经的地方，现称“石经山”，在云居寺以东，故又称东峰。高约500米，开凿九洞，分上下两层。下层有两洞，自南而北为第一、二洞；上层有个七洞。房山石经，以雷音洞为中心，右面为第三、四洞，雷音洞为第五洞，左面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开凿最早，原作经堂，称石经堂，有石扉可以启闭。其余八洞在贮满石经后即以石塞户熔铁锢封，共四千一百九十六片。至辽金时，又在山下云居寺西南角，开辟地穴两处，埋藏石经后合而为一，其上建塔，称压经塔。大多为辽、金两代所刻，共一万零八十二片。

 

   房山石经是中国亟具参考价值的文字铭刻，更对佛经校勘和研究历代文字书法贡献卓著，有助于古迹印证或补史阙文，是研究中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佛教典籍及风俗等珍贵资料。

    房山石经由隋静琬（即智苑）发起，静琬继承其师慧思遗愿，自公元605年开始刻造，634年（唐贞观八年）刻《华严经》和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鬘经》等经石146块；至639年刻完《涅盘经》后，静琬圆寂。继承静琬刻经事业的弟子可考者还有导公、仪公、暹公和法公等四人。　

 

　  时至唐开元年间，皇室支持静琬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下辟新堂两户，镌刻石经。中晚唐时期，地方官吏支持和佛徒的施助，先后刻经100余部，经石4000多块，分藏九洞之中。五代战乱，石经的刻造陷于停顿。从辽代开始续刻。　

　  据赵遵仁《续镌成四大部经成就碑记》载：涿州刺史韩绍芳，曾清点石洞中的藏石经数量：自1027年有续镌造《般若经》80卷，计碑240块；刻《大宝积经》1部120卷，计碑360块。此乃就所刻般若、宝积二大部经而言。实际上依石经拓片题记看，仅道宗自1056年至1093年的30余年间，所刻石经，应是161部，656卷，经石（缺佚除外）约1084块。　

　

    此后有僧通理，继续刻有佛经44帙，小碑4080片。其门人善锐、善定在1118年于云居寺西南角，穿地为穴，将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经埋藏其中，并造压经塔，其后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续刻。

     金代续刻石经始于1132年，后1136年有燕京圆福寺僧见嵩续刻《大都王经》1帙10卷；1138年~1149年间，有今河北涿鹿保宁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庆、刘庆余等续刻密宗经典39帙；1149年~1190年，有金章宗的皇伯汉王、刘丞相夫人、张宗仁等续刻阿含等20帙。

 　　此外不有不知名的刻经者所刻《金刚摧碎陀罗尼经》、《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等。金刻石经，除《大教王经》藏于东峰第三洞外，余均埋于压经塔下地穴内。元代石经的镌刻又告停顿。

 

    明代朝廷修茸云居寺和石经山，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有吴兴沙门真程劝募京官居士葛一龙、董其昌等续刻石经。计划有《四十华严》、《法宝坛经》、《宝云经》、《佛遗教经》、《四十二章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梵网经》、《阿弥陀经》等十余种。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满封闭，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开一小洞，砌石为墙，将所刻经碑藏入，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题“宝藏”二字，俗称“宝藏洞”（第六洞）。云居寺的石经刻造，至此结束。据近年统计，石经山九个洞内和洞外共藏石经1.4万余块。

    明清以来，房山石经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明代周忱，清代查礼、石景芬、叶昌炽等的游记和著述中，都曾介绍了它的价值。但仅从碑刻书法着眼，很少从佛教角度研究。1956年起，中国佛教协会开始进行全面整理与拓印。这些经碑，对校勘木刻经本的错讹，是可贵的实物依据。有些刻经题记还保存有唐代幽州、涿州地区的行会名称和政治、社会、经济情况，对研究当时华北社会状况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古代金石、书法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

    房山石经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特别是研究佛教历史与典籍的重要文物，也是研究北京地区各时期的历史、经济、文化、书法、雕刻、文字、职官、石刻艺术的珍贵资料，无怪乎被誉为“北京的敦煌”。

   时至1956年，释迦牟尼佛示现涅槃2500周年，世界佛教联合会，号召各个信仰佛教的国家，为佛教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报请国务院，选择挖掘拓印房山石经作为自己的献礼。

   由此开启九个石经洞，雷音洞是工作组清理的第一个对象，这是9个洞穴中唯一开放式的，一度作为法事活动的场所。经历一千多年的风雨，洞内残破不堪。镶嵌在四壁的石经板有18块碎裂，散落在地上；迎面洞壁的一块经板上被胡乱刻下了“到此一游”四个字；洞口处的土炕是用经板的碎片垒起来的。就在600多年前元代的至正年间，一个叫慧月的高丽和尚也曾经来到雷音洞，他读了洞中静琬写下的“贞观二年题记”，了解了静琬大师刻经的意图，又看到眼前遭受破坏的石经，心中一样惋惜不已。慧月留了下来，四处募化钱财，补刻了洞中损坏的5块经板，并在经末留下了题记。

　  撬开山上其余8个藏经洞的石门，尽管有山泉和风沙的侵袭，石经板依然保存完好。经过清洗，这些打磨过的石料光可鉴人。对山上石刻经的清理、拓印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考虑到保护石经山文物的原始面貌，山上的石刻经按照原来的位置又重新放回洞中，石门重新封好。

    1957年的夏天，工作人员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山下云居寺内，于已被炸毁的南塔塔基前一步找到了地穴的所在。地穴南北长10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四边筑有围墙，穴内分大小不等的两室，摆满了一摞摞一层层辽金时期的经板。一年后，地穴石经的拓印工作也完成了，文物局拨专款盖建了库房以存放出土的10082块石经。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新的考古发现，学者们确定是《契丹藏》。辽代朝廷聚集众多高僧编写的《契丹藏》质量非常高，这支北方民族信奉佛教，从宋朝手中得到燕京十六州后利用汉人学者、吸收汉族文化，国势大强。《契丹藏》编写完成后曾赠给高丽一部，然而在中国历史上它一度失传，文献上也没有对它的记载，就连它是卷轴式还是方册本都无从考证。地穴石经出土17年后，北京文物局派专人去山西应县修复木塔，在木塔第四层卧佛的肚子里发现100多件辽代文物，其中12件是按千字文排列的藏经，为卷轴式。经过对比，卷轴里一张纸的内容就是地穴中一块辽代石刻经碑的内容，字数、行数和个别用字都完全一样，充分证明了《契丹藏》是辽金时期刻经的底本。

 　石经山至今还保守着一些秘密，据史料记载，山上还有一座名为“孔雀洞”的藏经洞，那些与文献数据不符、在已出土的石刻经中，找不到的石经板就藏身于孔雀洞。

   1961年3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名单，把房山云居寺和石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石经进行保护。

    库房里一万多块石经板在出土后的40年间还是出现了严重的风化现象，损坏程度远远超过了过去一千年时间里的总和。由于大气污染和材质本身的差异，一些经碑的表面突起、发生了粉化，字迹模糊，有的甚至消失不见。　　

     由此国家在原址上，改建了一座现代化地宫，面积达400平方米，底板、侧墙和顶板均采取了防水设施，室内空气置换为纯度达99%的惰性气体，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1999年9月9日，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佛教仪式后，云居寺石经重新回藏地穴。回藏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参观廊的大玻璃看到地宫里的石经。

    各时代刊刻的石经也各有特点。它的隋化初刻以《涅盘》、《华严》等经为主；盛唐时刻了《大盘若经》等一大批重要的典籍。隋唐时代刻本是依据当时的手定本佛经刊刻的，其中包括一批以宫廷写本为底本的写经。总数达350余部，1200余卷。辽代刻经则在验明朝所刻经本存缺在基础上，主要以《契丹藏》编次刊刻。《契丹藏》是我国北方系刻本《大藏经》之祖，它收集资料广泛，校勘精良，且注解继承了唐代皇家官藏的传统。由于辽代不许书籍外流及其他一些原因，《契丹藏》已经亡佚，现只剩近年发现的若干残卷。房山石经中辽金部分刻经保存了229帙《契丹藏》的原始资料。辽金之际所刻以密教经典为主。而金代所刻除四部《阿含》外，其余都是密教经典。房山石经中还保存了一批历代诸藏都没有收入的绝世孤本，约50卷左右。另外还保存了不少不同的时期刻的疑伪经，为研究中国佛教的流传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