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市场正在日益碎片化。2月26日，英格兰银行紧随美联储针对外资银行的杠杆率新规，出台多种政策措施限制非欧盟国家银行在英国开展业务。而2013年美国社区银行的并购潮起潮涌，欧盟也正在积极建立欧盟银行业联盟，并因欧债危机的泛滥积极谋求出台金融交易税，这些举措无疑都将强化地区金融“孤立主义”并引致各国效仿。

这个趋势对巴塞尔委员会认定的29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带来的挑战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其中有17家来自欧洲，8家来自美国。不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大行纷纷“瘦身”。比如，花旗银行资本缩水了一半，从接近2800亿美元减少到1400亿美元；汇丰银行缩减了39个国家的零售银行业务，转而将业务聚焦于亚洲；苏格兰皇家银行2008年以来更已经连续6年亏损。与此同时，继2013年上半年全球性银行在新兴市场纷纷遭遇挫败之后，年末美国推出的沃克尔规则更是迫使美国银行业为限制自营投资而退出大宗商品业务并抛售高风险资产，正如欧洲银行因欧债危机从国际贸易融资市场中大幅度退出一般，欧美大行的全球影响性显然下降。而2013年以来，美国打击公民利用列支敦士登和瑞士银行逃税，掌管全球22万亿美元资产的瑞士银行业也不可避免将遭遇分流，这些国际避税洼地的资金聚集效应也将下降。

而欧美大行更是在信贷衍生品交易、LIBOR操纵案、外汇操纵案和伦敦金定价中的丑闻遭遇信用贬损。其中，在LIBOR操纵案中遭遇欧盟调查的至少有花旗、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摩根大通、苏格兰皇家银行、劳埃德、瑞银等20家大型金融机构，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瑞士银行和巴克莱银行等机构也深陷外汇操纵案中。为此，欧洲许多银行都增加了数十亿欧元的拨备，以应对即将出现的罚款、赔偿和法律诉讼费用，摩根大通累计支付的罚金和成本增加更已接近200亿美元。

西方大行业务和信用的双重贬损，殃及的自然还有这些机构的从业人员。有数据统计显示，美国金融企业在2011－2012年裁员人数超过了10万，2013年8月，华尔街著名美女分析师梅里迪斯•惠特尼更是预测在未来18个月时间里还将裁减最多10万名员工（约占该部门15%），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摩根大通最近宣布解雇消费和社区银行部门约8000名员工。

西方大行在全球市场的退潮，无疑对国际金融体系带来深刻的影响，也给了中国等新兴大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巨大的机会。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双边合作和区域多边合作的作用显然已经显著大于全球多边，中国需要重新反思IMF的作用以及介入国际金融体系的策略。

在安邦（ANBOUND）研究人员看来，中国要有侧重、有步骤地填补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空白，尤其在周边和区域多边合作领域，在与重要贸易伙伴以及能源合作伙伴之间，以双边为基础向区域合作迈进。一是积极推动中国金融机构尤其是民营银行进入周边国家。比如，在金融危机后超过15家以上欧美大行纷纷退出韩国市场的同时，中国的银行则纷纷进入；云南的民营银行业已进入老挝。二是积极推动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中国东盟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合作金融合作组织落地，并以双边外汇平准基金为基础推进区域外汇平准基金（如清迈基金）。三是积极推动中非合作计划，研究如何促进中国进出口银行实践未来十年对非洲一万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并带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参与，形成金融产业集群走出去。四是积极鼓励中国金融机构增加在国际贸易融资中的份额，尤其对于30个重要贸易伙伴及其所在的区域多边合作组织。

然而，要做到上述四点，中国的金融监管政策需要着力进行调整，尤其要鼓励民间资本控制的金融机构走出去，并给予这些机构以更多资本输出的便利，为他们与海外更为廉价资本的竞争提供必要的资本。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西方金融孤立主义的蔓延，以及西方大行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退潮，令国际金融体系变得日益碎片化，中国应以双边和区域金融合作为基础，参与重构国际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