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就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敲起警钟。据业内人士经验，每当中央提出粮食安全问题，都有现实的背景：库存紧张、调运困难、粮价上涨、进口剧增，粮食的供求关系出现紧平衡。民以食为天。在粮食紧张之时，谈粮食安全就已不仅是长远之计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闹到今天，很重要的就是缺乏战略性的布局和过硬的措施。现在“标本兼治”，需要重新进行顶层设计，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不久前，安邦（ANBOUND）的智库学者根据国内外的调查，提出建立现代粮食产业体系、提高粮食安全能力的政策建议，在国内引起了不少的反响。与此同时，从现实的紧急情况出发，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呼吁中国要建立“基本粮田保护制度”。

过去有关部门认为，中国已有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就可以保证粮食安全。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称，中国基本口粮的自给率为97%，也没有实现100%自给。现实情况是，各地以各种借口侵占耕地，即使留下的耕地，也出现了“非粮化”现象。据中国农科院课题组对浙江、江苏等一些省部分农户的调查，浙江省177个农户原有耕地用于种植粮食作物和非粮食作物的面积比重分别为86.6%和13.4%，而通过流转转入的耕地用于种植粮食作物和非粮食作物的面积比重分别为24.8%和75.2%；河北省179个农户原有耕地用于粮食作物和非粮食作物的面积比重分别为84.1%和15.9%，而通过流转转入的耕地用于种植粮食作物和非粮食作物的面积比重分别为21.2%和78.8%。河南省流转耕地59.92万公顷，其中非粮食生产的占38.5%，四川省成都市只有不到1/5的流转土地在种植粮食和油料，山东省莱阳市、江苏省通州市和重庆奉节县参与流转的土地中，流转前种植粮食的比例为76.3%，经济作物的比例为22.6%，而流转后用于种植粮食的土地比例降至45.8%，经济作物的比例增加到25.8%。

从这些数据来看，沿用过去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已经远远不够了。因为在现实的经济效益比较中，人们往往选择放弃粮食生产，改种经济作物和其他高效益的农业品种。现在说是实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但并没有完全执行。如果真是出现粮食短缺，粮食主销省可以通过国内外的市场买到粮食，因此，保粮食安全的担子实际是由中央扛的。在这种格局下，各省对耕地非粮化的倾向放任自流，相关部门也不想管，导致现在真正能够调出粮食的地方只剩下黑龙江、吉林、河南、江西、安徽和内蒙六个省区。今年的1号文件中强调主销区也要确立粮食面积底线、保证一定的口粮自给率，挑起保粮食安全的担子，正是针对的这一类问题。从政策操作来看，需要有具体的措施才能使中央的决策落到实处。

为此，安邦（ANBOUND）智库建议，中国亟需升级“基本粮田保护制度”，重点应抓好如下方面：

一是根据各地的自然条件和产业布局，划定专门生产粮食的区域，要落实到地块，树立地标，造册上报，年年统计，通过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等机构和运用卫星遥感等科技手段，及时核实，并将粮田的统计和检查情况向各省人大和全国人大汇报，向社会公开相关资料，求得各方面的监督和质询。

二是粮田的宏观管理和调控应改由主抓粮食生产的农业部门负责，这是很多国家保粮食安全，管住粮田的通行做法。因为农业部门的职责就是保粮食安全，其部门的利益与保护粮田的机制捆在一起。过去这项职责也曾在农业部门。若土地管理的权限变动难以很快实现，也应在现行体制下给农业部门授权，对于耕地“农转非”和“非粮化”，必须由农业部门参与审批，以把住最后一道“土地闸门”。

三是对粮田的管理及土地的流转要从保粮食安全的角度制度化，进行详细的规定，使农民和相关单位了解政策和规定，对土地的使用有长远的预期和规划。对保护粮田、加强粮田建设的农民和相关单位应有令人羡慕的奖励措施。

四是科学地强化“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根据各省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地设立“省长负责制”的内容，在相关制度中，要详细规定保护粮田的措施和相应的职责，并与地方的干部考核制度挂钩。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中国应该以多元化手段来保证粮食安全，而保护基本粮田是保证粮食安全的根本。面对过去的体制缺陷和快速城镇化的冲击，中国亟需对“基本粮田制度”进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