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2月后，中国的“影子银行”曝光率陡升，华夏银行理财产品违约牵连出一系列乱象。截至目前，被卷入违规理财的银行包括华夏、中信以及工行、建行等，这也让市场担心，中国的“影子银行”潜藏了过高的风险，将冲击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

监管层的一系列举措对这种担忧推波助澜。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内部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连续四个季度对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作出警示；另一位高官，传闻即将出任央行行长的肖钢则直言，银行理财的期限错配、以新偿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庞氏骗局”；再加上银监会近段时间对“影子银行”的严加治理，令市场有些风声鹤唳。

但若仔细观察中国的“影子银行”，不难发现以下几个令人诧异的事实，促使我们反思，现在对于“影子银行”的治理是否已矫枉过正？首先便是，纵使“影子银行”风险已被如此重视，也依然没有权威有效的数据，帮助我们厘清其中所蕴含的风险。从现有的研究看，对“影子银行”规模的估算可谓天差地别，最低与最高相去了十倍，从2.4万亿到30万亿不等。这种可信度不高的计算，显然无法作为政策依据。

第二点是“影子银行”的作用。信托理财、金融租赁、企业债及短融中票等银行存贷之外的融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有银行体系的不足。这类“影子银行”的广泛存在，是一种事实上的利率市场化，在利率管制与金融抑制条件下，实体经济只能转向“影子银行”提供流动性。在现实中，可以很清楚地观察到，监管层对于“影子银行”的治理极容易导致局部地区出现货币紧缩，进而伤害到实体经济。这是治理“影子银行”时所必须权衡之处。

第三点是治理“影子银行”的方式，是否就一句话下个结论，以打击金融犯罪的名义停止掉这个庞大的日益发展的领域？恐怕也不能这样简单了事。对于“影子银行”的风险，与其说打击，不如称之为规范。可以看到，迄今为止所爆出的这些风险事件，大多因为银行、信托的内控不够规范，或者在发行产品时受到了其他压力。这也是银监会主席反复强调的操作风险。而要治理操作风险，不是拿“影子银行”开刀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这与当前行政力量过强，市场约束太弱有关，属于市场化改革的范畴。只有看到这一层，才能看清楚“影子银行”到底是什么，又能不能根除。

第四点是刚性兑付。当前，中国的“影子银行”普遍存在刚性兑付，不管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总要找出兜底的，以保证投资者利益。在前述华夏银行理财产品违约的时间里，投资者上门讨说法，华夏银行可能被迫兜底。类似的兜底在国内绝不鲜见，比如中国的企业债市场从未发生过硬性违约，总有地方政府、银行或者当地其他国企负责埋单。对于投资者来说，这当然是重保障，但对整个市场而言，却是影响极坏的事情，一方面让信用利差迟迟无法分化，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无论是投资者，还是融资方，进行交易时都会误判形势。这种以“维稳”取代法治的市场环境，也使得中国的“影子银行”风险积累，迟迟难以出清。

第五点是各级政府的身影。作为中国市场上最重要的融资者，各级政府在“影子银行”体系里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复杂，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冲突。这也使得当“影子银行”出问题时，中国的投资者们往往倾向于政治解决，寻找行政权威，而非按规矩办事，徒增事情的复杂性。这一点，在各地的票据大案，以及民间借贷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政府官员的位置总是暧昧不清。

从以上这些事实里，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与构成复杂，基本不可能通过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予以解决，这是根植于经济体制的问题，绝不能矫枉过正，以至于对实体经济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目前来看，要治理“影子银行”，首先要做三件事情，一是摸底，二是发展，三是规范，争取在发展中简化与化解问题，而非指望朝夕间就能解决。

此外，监管层可能还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现实，由于“影子银行”问题根深蒂固，任何监管措施可能都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也注定，治理“影子银行”将是一件漫长的工作，急于求成只会带来破坏性，而非建设性效果。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监管是门艺术，不能机械地简单粗暴地一禁了之。在治理“影子银行”方面，须谨防矫枉过正。在发展中简化和化解问题，慢工出细活，才是对待“影子银行”风险的合理态度。产生于改革中的问题，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化解，而非“一放就乱，一抓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