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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安邦观点 |
展望未来,中国的老龄化压力令人心惊。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老年人口将增加4300多万,达到2.21亿。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何瑞安认为,中国的老龄化是一个规模大且发展迅速的过程,比其他国家都要更快。法国老年人口比例从7%翻倍到14%经历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而中国只需要27年。到2050年,中国将有3.32亿老年人,届时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是老年人。
面对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老龄化浪潮,中国在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订上十分滞后。虽然中国从1996年就出台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那时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并不严重,这部法律不是针对老龄化问题,而且整部法律内容流于空泛,充满了“国家鼓励”、“国家支持”、“国家应当重视”、“国家保护”、“提倡”、“扶持”、“发展”等空泛之词,难以成为执法依据。直到2012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首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
修订草案中强调,国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支持专业服务机构及其他组织和个人,为居住在家中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紧急救援、医疗护理、精神慰藉、心理咨询等多种形式的服务。草案还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家庭养老支持政策,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生活或者就近居住,为家庭成员照料老年人提供帮助。
在我们看来,该修订草案仍然忽视了老龄化问题的实质,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内容仍显空泛,缺乏对养老工作的强制性规定。二是指导思想存在偏差,仍然把养老压力推给了“家庭养老”。作为中国的独立智库,安邦研究团队要提醒的是,当中国老龄化问题变得严峻时,中国长期计划生育政策的缺陷也将暴露,人口再生产的不足将使得居家养老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如果中国政府和社会在社会化养老上准备不足,届时中国的养老问题将变得极为严重,其代价将是许多老龄人的生活品质极为糟糕。
根据安邦研究团队的观察,中国对迎接老龄化的准备严重不足,除了众所周知的社保基金缺口以及“未富先老”问题之外,中国在有关老龄化的公共政策制订、制度研究与制度安排、保险制度、资源准备、机构设置、社会动员、评价体系、政府管理体系等多个方面,都几乎毫无准备。这方面我们与一些老龄化严重的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极大!
以日本的养老护理制度为例,日本的养老护理制度有精细的划分,将需护理程度分成了不能站立、不能步行、不能脱穿裤子、不能排便、不能用餐、不能吞咽食物、不能记忆等级别,并按照这些不同的级别提供登门访问型、赴养老机构一日型、短期入住型、入住特别养老机构型、入住老人福利院等不同服务。配合养老护理制度,日本还推行了“地区综合护理服务系统”,打造“30分钟养老护理社区”,在距离大概30分钟路程的社区内,建设配备小型养老护理服务设施的新型服务社区,推行小规模多功能型自家养老护理和登门访问看护。此外,日本社会还自发建立了养老“时间银行”机制,成为政府养老政策的重要补充。为解决养老护理人员匮乏的问题,日本政府还拔出专款,为养老护理人员增加工资。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从现在开始,中国在老龄化问题上将面临两种压力:一是老龄化本身的压力,二是改革滞后的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的压力。安邦团队要警示的是,中国可以回旋的时间并不多了。如果不从现在开始立刻加以研究和改革,三、五年之后,中国社会将会感受到老龄化带来的沉重压力,而且这是一种长期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