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运动服装巨头阿迪达斯证实，“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虑，阿迪达斯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在华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该工厂位于苏州工业园，是阿迪达斯集团100%的全资子公司。据称，由于中国的工资标准逐渐提升，阿迪达斯公司希望“把生产线迁往人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很可能搬迁到缅甸。
　　阿迪达斯的外迁并非个案。近几年来有不少企业都因为成本因素而迁离中国。如耐克（Nike）于2009年3月关闭在华唯一位于江苏太仓的鞋类工厂，1400名工人被迫遣散，工厂迁至越南生产；内地内衣上市企业黛丽斯2011年表示，打算将部分高成本生产线迁离中国，扩张在泰国的生产，并在柬埔寨投资新厂房；日资运动鞋企业ASICS今后也主要在东南亚国家生产，不会增加中国生产定单，其在越南和印尼的海外总生产量将从2010年的40%调高至2015年的60%以上；日资大型零售集团UNY在中国的服装生产比重，由现在的74%下调至2013年的65%，而泰国的生产比重将会提高，今年将在孟加拉生产。
　　这些企业关闭中国工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本考虑。成本增高是中国市场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长期以来，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低成本，在成本因素中，劳动力成本又是重要的一个。不过，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改变。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中国过去所建立的很多低端制造业正面临挑战。
　　近几年来，中国各地都上调了最低工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最低工资是印度的两至三倍。有研究机构曾对亚洲15个发展中国家各自规定的最低法定工资以及相关强制性福利支出所做的评估，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包括工资和福利成本）在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第三，仅排在马来西亚和泰国之后。很显然，自中国2008年修改劳动法后，中国工人已列入亚洲收入最高的行列。此外，按照“十二五”规划，中国计划到2015年将最低工资翻倍，这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还会显著增加。难怪一些外资开始惊呼：“中国制造开始变得贵了！”
　　劳动力成本上涨只是中国制造变贵的一个原因。中国近年来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也是推动中国成本变贵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土地经济”模式是密切相关的。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在分析中国的“后土地经济”问题时曾表示，在土地经济时代，中国的所谓“GDP导向”，实际上都变成了“房地产导向”，经济发展在产业上被极端化为搞房地产。很多地方官员热衷于房地产，“不要中央一分钱，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口号不仅理直气壮，而且让中央也觉得眩目耀眼，是个很好的发展模式——只需要放手让地方干就行，地方有土地出让金可拿，也就少了找中央为分税制扯皮。
　　房地产对城市化当然重要，但过度发展的房地产则极大地推高了各个地方的成本。在中国东部很多城市，现在如果不是政府给出优惠政策，有很多制造业根本无法在城市立足。即使工厂建起来了，工人也难以在城市生存和扎根。从区域来看，东南沿海地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先行区域，长三角和珠三角更是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制造”的大本营。在高成本面前，这些地区所受的打击也更大。过快的城市化带来的高成本不仅抑制了制造业，也开始影响服务业。在北京通州区，由于房地产泡沫太过严重，当该区想发展商业及其他服务业时，政府和市场都无力承受转型的房地产成本，有官员感慨，“通州已无法发展其他产业，只有再搞房地产”。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中国的经济转型战略中，产业升级是很重要的一步棋，甚至能够决定结构调整的成败。“中国制造”变贵只是一个开始，成本上升是中国的长期趋势。但当中国遍地都是过度城市化造成的“高成本城市”时，如何能实现产业升级？不论是发展新产业还是改造老产业，都无法绕开城市的高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