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和珍是鲁迅的学生。鲁迅先生写《纪念刘和珍君》，开篇第一句话是：“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从此，段祺瑞因其“三一八惨案”最大刽子手的形象，在中学语文课与历史课中，受到了几代师生的唾弃。1926年3月，日军为通过扶持奉系军阀扩张在华势力，曾掩护奉军军舰驶进天津大沽口。在遭到反击后，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的国防设施。3月18日，北京群众五千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要求拒绝日本的这种无理要求。在冲突中，政府士兵受令开枪，当场死亡四十七人，伤二百余人。死者中有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其中之一即是刘和珍。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提到过一个很眼熟的现象，那就是请愿学生被暴力对待之后，有人出来解释说她们是受了煽动。此种解释可谓一石数鸟，第一是转移了矛盾和责任，既然是受了煽动，那么背后肯定有元凶，这桩血案的帐应该算到元凶头上，一部分社会人士也将把注意力从段祺瑞政府上转移开来；第二是搁置了请愿学生的爱国诉求，因为是她们是受了煽动，所以其请愿行为不过是情感上的表达，缺乏对于时局理性深刻的见解，所以不能作为政府决策时的参考。然而社会舆论并不买这种流言的帐，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了此前未有的良知。不独鲁迅先生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梁启超、闻一多、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等大批知识份子纷纷加入谴责队伍。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在事件发生后的12天内，就连续发表了113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而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甚至传遍了京城。

    与当场杀戮请愿学生形成对比的是，此时的段祺瑞政府却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沉默和听任的态度，这无疑给了舆论谴责相当大的机会和尺度。段祺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也许这是因为当时官僚的圆滑和老练，试图用时间来消磨一切问题。但有一些细节，或许也显示了段祺瑞在这件事情上多少有些愧疚。1926年3月18日，卫兵向游行学生开枪，造成46人死亡，150余人受伤的惨剧。段祺瑞得知此一事件之后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他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形同虚设的国会和司法机构也开始启动，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开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随后，段祺瑞颁布了补偿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屠杀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国务院开始了总辞职，段祺瑞执政府在道义上的合法性资源至此已经丧失殆尽。

    在此后的岁月中，段祺瑞一直保持素食来为这次惨案忏悔。1936年，他因故腹泄，一病不起。医生建议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说：“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于是不治身亡。在遗言中，他也明确表示，家祭中绝不能使用荤腥。当然，也有人认为他的这种做派不是出于真心的忏悔，而是一个老政客的表演。如此说来，他在惨案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长跪不起的创意，与之后的政府首脑迟迟不与请愿学生见面的太极手法，倒是异曲同工，各有其妙的。历史总是扑朔迷离，段祺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有什么功过？他个人的品格到底如何？本周末湖湘讲堂热播的《北洋军阀秘史》第六、七、八集中，主讲人金满楼先生将讲述北洋大佬段祺瑞的政坛传奇，欢迎届时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