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的病重去世，据说与一件事情有关。

    据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有合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麾下为戈什哈，既而退居乡里。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至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得矣！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噫！世变无穷，外患方棘，惟其虑之者深，故其视之益难，而不敢以轻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为文忠也。”

    胡林翼不久就去世了，噩耗传来，曾国藩十分伤感地说：“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调护诸将，天下宁复有斯人者哉！”这确实是十分中肯的知人之言。

    关于“赤心以忧国家”，从薛福成笔记中已经可以见出，当然从今天来看，最难得的是那种走在时代前面的远见。以后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曾国藩说海防于国家“是第一件大事。”认为购买外洋船炮，系“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左宗棠亦亟谋仿制西洋船炮，可谓皆从此出，此是中国洋务运动之开始。

    至于“小心以事友生”，胡林翼在曾、胡、左湘军三巨头中，则有七荐左宗棠，救其出死地；数荐曾国藩为督抚，倾鄂省财力慷慨而坚决以支撑曾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巨额粮饷军需等，此皆昭昭在史者。咸丰九年，有人建议略减支援曾军数量，胡林翼坚决不允，说：“此万不可行之事 !涤公忠义冠时，斧柯未具，专恃鄂省之饷。” 无论如何，供给曾军之饷“不可丝毫欠缺”!胡林翼千方百计地为曾国藩谋取疆吏之权柄，盖欲曾氏一身“任天下之安危，掌三江之兵事”。为了加强曾的权势，供其所需，应其所求，胡氏 真 是无所顾惜，以至将自己的精锐霆字营 6000 多人和礼字营 2000多人慷慨拨归曾氏。胡林翼去世后，曾 国 藩感 叹 ：“ 从 此 共 事 无 极 合 心 者 矣!” 说 靠 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有今日，诚令人念念不忘”。

    曾 、胡、左三人性格各异，其中左与曾性格相差甚大，曾国藩学有余而才不足，城府极深；左宗棠则素以才气自负，心高气傲，喜怒皆形于色，故素不喜曾为人，以至人前人后常责骂之。胡林翼性格豪爽，为人豁达，与左同为性情中人，少年时性格颇为相似，中年以后，心胸日益宽广，敢于担当，为国家大事能容、能忍、能让。作为世交、密友兼姻亲，他常规劝左宗棠，告诫他“此时世俗惟让美可以免祸”。左宗棠很感动，说：“我刚而褊，公通且介。”“通而介”，就是既能圆融通达，但又能坚持原则，人品耿介，毫无掩饰。左以幕僚身份在湖南实掌军政大权多年，与胡林翼在湖北作坚强后盾是分不开的，对此，左宗棠十分明白，曾说：“湘固鄂皖。我司其隐，公任其难”。咸丰九年(1859)左宗棠为政敌陷害，面临大难，在参与营救的湘系同僚中，胡林翼最为关键。因为此案由湖广总督官文受命全权审办，可以说，没有胡林翼竭尽全力，这个难就了不了。正因为如此，胡林翼去世后，左宗棠发出了“自公之后，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的感叹。

    对于左曾矛盾，胡林翼除了劝诫左外，又尽量在曾面前作出解释，说左“秉性忠良，才堪济变，敦尚气节”，只是在性格上“ 刚 烈 而近乎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力劝曾国藩忍让，说：“ 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危难乃知其可靠。”在左氏被控案中，胡林翼联同曾国藩一道谋求解脱。案结之后，他又出面联络让左宗棠协助曾国藩办理军务。在胡林翼的极力调和之下，曾左二人的关系才有很大改善。

    至于“苦心以调护诸将”，胡林翼去世后，曾国藩上奏言其功绩中，有此一段：“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纷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近世将才推湖北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外省盛传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胡林翼之苦心调护或不尽知。”

    胡林翼年轻时恃才傲物，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从政后，深深地认识到经邦济世靠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成功，从此观念大变，对待湘军内部人士至诚至谦。为了协调好湘军与各方面的关系，他不辞劳苦，不惜家财，甚至也不在意自己遭受的误会与委屈。他严以律己，诚以待人，推心置腹。对部下披 肝 沥 胆 ，亲 密 无 间，苦心扶植，使人人都有布衣昆弟之欢。每当遇到大事难以决策，他总是果断决策，事后讨论得失时，总是将过错揽到自己身上，而推美于人。这就是“欲正人心，引为己任。”

   因此当时就有人说：“ 江 、 楚 、 豫 、皖诸将帅，惟润帅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在胡林翼培植、举荐、选拔和任用的文武人才中，官至尚书的有四人，官至总督的有五人，官至巡抚的有七人，此外还有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等职多人，因此，胡林翼的用人，在当时和后来都受到极高的赞誉。郭嵩焘说他“汲汲奇才，求有益身心志行之助，立意高远，今世无有也”；廖寿恒称他有“ 千 古 用 贤 之 识 量 ”；袁 世 凯 敬 佩 他‘荐达贤才不拘成例，故得人之效称盛一时’”。民国时期，更有论者认为“用人之道，文忠更胜于曾、左二公”。胡林翼的人才观及用人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乃至成为当今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国朝先正事略》卷26专门有一条“勤于治事”条，记载有：“胡文忠公林翼，其父达源，与先祖苇杭公为同年，当招吾父至鄂，居宝善堂，吾父于中兴名臣，推公为最。谓以诚待众，众不忍欺，荐贤满天下，无一失人。曾左诸辈皆凭藉之以成功，惜公已不及见耳。公勤于治事，军政吏治巨细必问，常达旦不休。时久患咳血，吾父以食少事烦为戒。公凄然曰：“武侯当日鞠躬尽瘁，岂得已哉。”吾父后述及此，每为泣下。公之感人深矣。公尝自以闻道苦晚，刻自绳检，坎然常觉不足。家有田数百亩，初筮仕誓先墓，不以官俸自益，此亦成都八百之志也。”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胡文忠，出身官宦之家，又娶了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儿为妻，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然而正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却因在江南副主考任上受主考文庆携带举人入场阅卷的牵连以“失察”降官，回益阳丁忧守制，隐居五年未出。当此之时，他原本打算隐居家乡，讲学书院以著述终生。若不是道光二十六年，林则徐两次来信劝其出山重入仕途，以其才其学其志，他当能成就为一位颇有建树的硕学鸿儒。但后来他再入仕途，从贵州到湖北，入湘军，在成就一代功业的同时，积劳成疾，不得永年，乃至当初功盖天下，后世名声不及曾左。此乃时耶？命耶？运耶？世事无常，说不清楚了。

只是在他早年所写的几幅对联中略可窥知一二。

如“桃花源”对联曰：

卅六洞别有一天，渊明记、辋川行、太白序、昌黎歌，渔耶？樵耶？隐耶？仙耶？都是名山知己；

五百年问今何世？鹿亡秦、蛇兴汉、鼎争魏、瓜分晋，颂者、讴者、悲者、泣者，未免桃花笑人。

又有题岳阳楼对联也是传诵一时的：

其一曰：放不开眼底乾坤，何必登斯楼饮酒；吞得下胸中云梦，方可与仙人吟诗。

其二曰：杜老乾坤今日眼； 范公忧乐古人心。 

   孔子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宋儒则倡内圣、外王之道。至于“赢得生前身后名”“身后是非谁管得”，那不过都是文人们面对历史人生发出的感叹罢了。所谓“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诚如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