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九记载：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终也，宜哉！”这是本书作者司马光对梁武帝结局的整体评价。梁高祖之不终，是指他在晚年做了许多不利国利民的事情，所以，不得善终，没有像正常人一样寿终正寝，生老病死。这是有道理的，事出有因，咎由自取。

梁武帝萧衍是南梁的开国皇帝，称帝初期很勤政，很纳谏，善用才，有很强的政治领导力和非凡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论政治见识和军事才能，政绩显著，可为一代雄主。纵观梁武帝一身表现，大半身是非常精彩和成功。但到了晚年，需要开拓国家事业时期，他却开始怠于政事，沉溺佛教，盲目招用人才，引狼入室（纳魏国降将侯景，反叛），困于叛军之中，处境悽惨。一个不可一世的大英雄，最终居然被活活饿死于台城，这种闻所未闻的结局，与他早年的光辉形象很不匹配。

那么，梁武帝晚年做错了什么事情，司马光又是怎样评判、驳斥他的狡辩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梁武帝公元502年至公元549年，在位47年。公元545年，在他称帝后的第44年，散骑常侍贺琛，见梁武帝信佛益盛，更得引用私人，搅乱朝政等，不忍缄默，向皇上书，论事四种不利于国家治理的不良现象：

    第一，贺琛认为，税赋沉重，要遏制官员的贪腐现象，要给老百姓休养生息的机会。指出州催逼郡，郡搜刮县，互相搔扰，横征暴敛，百姓不堪重压，流离失所，这难道不是州郡长官的过错，上面来的使者，也渔猎搜刮百姓，地方长官更加强暴狡诈，贪婪剥削。

    第二，贵族官僚生活奢靡违纪乱法，官吏风行奢侈糜烂的风俗，酒宴喜庆竟相攀比奢华，花费百两黄金，还不够一次酒宴钱，官员违背道义，贪得无厌，加倍攫取，侵吞百姓财物，至于淫侈之事，数不胜数。

    第三，用人不善，贪官污吏遍布朝廷。那些才识短浅的气量狭獈小人，靠近你，启奏你，是想骗取您的信任，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他们的作为，表面上虽然似乎在奉公办事，实际上是更加实现了他的作威作福，结果犯罪者日益增多。

    第四，徭役过多，朝廷与地方官府建设速度快、花费大。应该精减事务，节省花费，国家应该聚集资财，凡应京师官府、衙门、市肆以及朝廷仪仗、武事装备，地方上的屯戍、驿传、地方官衙等，应该革除的，就要革除它，应该削减的，就要削减掉它。兴建的工程有不急需的，征收的赋税劳役有可以暂缓的，都应该停止减省，以节约开销，让百姓得到休息，以图国富民强，事业远大。

此四种良现象，并非空穴来巢，是确实存在的。如梁主晚年，大兴土木，巧立名目，建造寺庙，达到高峰，寺庙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建有大受敬寺、大智度寺、光宅寺、开善寺………，专家曾统计，南梁建造寺院2846所，有僧尼82700之多，梁主竟然皈依佛教，特在京城建康筑起“泰同寺”，先后四次亲幸寺中，他居然披服缁衣，跌坐薄圃，扮作一个老和尚，自号三宝奴，叫做“舍身为僧”。他一会叫公卿以下出钱替他赎身还宫，一会又舍身同泰寺，一会戴毘卢芦帽，一会穿黄袈裟，亲升法座，经常不肯还宫，只肯群臣出钱奉赎，才会表请返驾。由于梁主好佛，上行下效，士大夫争相空谈，不习武事。

由于梁主无端佞佛，只好将政事搁起，逐渐使朝纲废弛，中书舍人朱异，宵小弄权，辩能惑主，紊乱朝纪，广纳贿赂，蒙蔽宫廷，园宅玩好，饮膳声色，均极华备，梁主非常宠眷，言听计从，赏罚无章，隐身乱祸。

 贺琛所陈“四事”，讲的都是大家能够接受的大道理，提意见的路子是非常正的，没有什么刺耳的语言，态度诚恳，没有阴阳怪气的态度，言辞温和，顾及脸面，不指名道姓，提意见的目的也是为国家好，贺琛是站在国家，从宏观的角度，指出国家所存在的问题，提醒皇上引起警惕，进行一些反思。贺琛自己也向梁主表态道，“我真诚希望能达到公平效果，革除小人妄进谗言的邪恶念头，以使全国上下安定，消除侥幸心理带来的忧患”。

  对于贺琛的好言进谏，梁主并没有拿出明主的姿态，正视现实，好好思考如何从国家利益出发，针对存在问题，制订法纪，采取措施，加以改进。而是出乎意料地大怒，似有暴跳如雷的样子，当着贺琛面，大摆自己为政的功劳，说也的陈奏增添了麻烦与迷惑，对所陈之事，反而开展反批评，逐一进行反击与辩解，企图让贺琛的谏言变成一封实名举报信。他诘责贺琛，要他明说，据实指陈，不得徒托空言，应指出某位刺史横征暴敛，某位太守贪婪残酷，某位尚书、兰台奸诈虚滑？渔猎百姓的皇上，姓叫什么？从谁在那里夺取？给了谁？如果你能指出这些，我就能杀掉、罢免他们，再选择好的人才。

尤其是对贺琛所说的奢侈淫靡这种社会风气的批评更加愤怒，因为，梁武帝怀疑是针对他本人的。他说，联常思本身作则，生活不奢华，很节俭，已绝房事三十余年，只有一张床，没有奢华的装饰，不钦酒，不好音，雕饰各物，从未入宫，朝廷会同，只吃蔬菜素食，每天只吃一顿饭，我做将军打仗的时候，腰围十尺，现在瘦得只剩下二尺，以前的腰带还在，不信你可以拿去看看，至于士大夫家里的奢侈，我也不可能挨家挨户去查看。

对于贺琛提出的省事息费问题，梁主也要他指出究竟何事宜省，何事宜息，国容戒备，如何减省，屯传邸治，如何裁并，卧室客厅和兴造非急，何处征求可缓，都要具实以闻，不得空作漫语。

总之，梁主根本听不进贺琛的奏陈，用谎言狡辩否认自己所犯的过失或罪行，拒绝承认或认可。他态度蛮横，咄咄逼人，没有丝毫的诚意，全面拒谏。他做事心虚，强词夺理，表功在先，伪装慈善，充作节俭，其实他的所谓绝房事三十年、吃素食等都是他幸寺，过僧人生活所造成的，并非他的节俭。他一味要求贺琛不得空言，就是为了堵住别人的嘴巴，堵塞贤臣的言路，不让他提意见。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的不朽巨著，书中充斥着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其中，为数较多地评价了具有反面教育意义的帝王将相，司马光花了浓墨重彩去描述和研究，对于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贤臣，都是给予表扬，但对于那些不听谏言，拒不接受和采纳郡臣正确意见的君主，都进行了无情的批评与揭露，以警示为政者。贺琛与梁武帝之舌便是如此。

司马光把失败与梁武帝不愿听取别人意见直接联系起来，对梁武帝之死没有给予一丝的同情，反而说他心胸狭獈，拒绝别人提意见，最后，引狼入室，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反而害了自己性命，完全是咎由自取。

司马光客观而严肃地说，对于贺琛的进谏，可以说还没有达到直言极谏的地步，而梁武帝却已经勃然大怒，袒护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要求指名道姓举报出来，质问贺琛贪婪暴虐的官吏名字，追问徭役过重、费用铺张的具体项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来困扰他，用无法对答的言辞来责备他。

司马光指出，梁武帝自认为每顿饭只吃蔬菜的节俭作风是极大的美德，忙到太阳偏西才吃饭这种勤勉的工作态度是最好的治国办法，已经具备了为君之道，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增加的了，对于大臣的规劝，认为全不值得去听取。像这样，那么其余比贺琛的进谏更恳切、直率、激烈的话，谁还敢去对他说呢！因此，奸佞小人在眼前也视而不见，重大决策颠倒错误他也不知道，声名受辱，自身危亡，国家颠覆，祭祀断绝，被千古人怜悯讥笑，难道他不很悲哀吗？梁武帝的教训难道不深刻吗？，不引起为政者警觉吗？司马光对梁武帝的批评是多么忠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