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成书于贞观22年（公元648年）的《帝范》十二篇，是唐太宗李世民送给太子李治的文字告诫。像他这样专门撰书向太子系统论述为君之道的父皇可谓首屈一指，俗话说：“人至将死，其言也善”。太宗临终前一年能为太子奉献出具有如此精辟内涵的书籍，其用心良苦。他把执政治国的满怀希望作为遣言写入书中，赠给太子，对太子充满着寄托。这部不朽之作流传至今，对教育为官者仍不失有现实意义。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明君，他以虚心纳谏著称于世，广纳魏征谏言更是他登基后的突出之举。《帝范》的成书，主要得益于魏征，其精髓也源于魏征。太宗对群臣说过：“贞观之前，随我平定天下，辗转奔波，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以后，进献忠告，纠正我的过失，为国家求长久利益，仅魏征而已”。 

魏征死于《帝范》成书前五年的贞观17年（公元643年），他先后奉侍帏幄太宗十余年，因此，《帝范》讲述的方方面面，既是太宗一生执政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更是魏征谏言思想、精神对太宗的执政治国起重大影响的必然结果。

关于魏征向太宗进谏以及太宗虚心纳谏的事例，在《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等史书中都有详细记载，《唐史演义》也有涉及。但真正能够系统完整体现出“进谏”与“纳谏”成果的，最终还落脚到了《帝范》一书中。可以说，《帝范》之述，是唐太宗对魏征谏言思想的融会贯通，已经上升到一个崭新的认识高度。作为一个封建君主，与下臣建有如此融洽关系，并达到如此密切程度很不容易。

唐太宗曾对魏征说过：“你所劝谏我的，前后共有二百多件事，都往往符合我的心意，如果不是你忠诚为国，怎能这样？”据不完全统计，仅《资治通鉴》记载魏征在贞观年间曾向太宗进谏达48次。贞观11年（公元637年），魏征将这些谏言进行了集中归纳，并在“十思疏”中具体提出“十思”作为人君的行动准则，提醒太宗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全文见《唐史演义》第17回），魏征的“十思”是他谏言思想的精髓，在太宗所著《帝范》十二篇中都能找到印证。现根据《十思疏》与《帝范》译文分述如下：

—— 魏征提出的第六思：“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意谓，如果担心懈怠，就要思考慎始慎终）。《帝范序》太宗写道：“我作为高祖之子，登上皇位，每日里战战兢兢，如临深渊，没有一点疏忽懈怠之心，一天比一天谨慎，经常思考在治国安民时，如何能善始善终”。以此告诫太子，不要辜负继承王位的重任。

—— 魏征提出的第一思：“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意谓，看到合意的东西就想到要让人民知足，以警戒自己）。第二思：“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意谓，将要有所兴建时，就想到适可而止来安定人民）。《帝范崇俭第八》太宗写道：“身处太平盛世的明君，心中应常存节俭的美德，只有这样，才不会伤财害民，坏政败国，贵为天子之后，更应该时时事事以节俭为准绳来警戒自己。”以此告诫太子，必须懂得如果“骄奢恶欲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势必导致身死灭国的惨剧。”

—— 魏征提出的第五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意谓，喜欢游猎，就想到国君田猎一年以三次为度）。《帝范诚盈第七》太宗扩大了范围，写道：皇帝如果追求珠玉珍玩，奇木异石，衮衮华服，喜好邪门歪道，玩鸟斗兽，声色狗马，就会把军国大事抛于脑后，玩物丧志，玩人丧德，那么寻欢作乐的好日子还没过到尽头，倾覆危亡的命运就等在那里了。以此告诫太子要以俭约质朴之道涵养自己的品行，要用淡泊静远之方修炼自己的德行。

—— 魏征提出的第七思：“虑雍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意谓，怕被封锁，受蒙蔽，就要想到要虚心地接受臣下的意见）。《帝范纳谏第五》太宗写道：“如果人君能够容忍规劝，就可以使忠诚正直的臣子竭尽其心，让有谋略的臣子尽献其良策，大臣的意见能上达于君王，君王的光辉能普照天下。”昏君以威势拒谏，对进谏者治罪，那么，大官怕丢官禄就不去进谏，小官怕引杀身之祸就不敢说话，皇帝便彻底失去约束，自己蒙蔽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过失，直到最后身亡灭国，这就是拒绝接受劝谏的恶果。以此告诫太子要虚心听取并接受臣下的意见与规劝，避免缺点与过失。

—— 魏征提出的第八思：“惧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意谓，怕偏信不正派的人和事，就要想到以身作则，去掉不正派的人和事）。《帝范去谗第六》太宗例举好多事实，通篇论述要警惕谗侫奸险的小人得志，写道：“如果朝廷里边混入谄谀奸侫之徒，就像禾苗有了专门吃苗根的螯虫一样，是国家的大患。”以此告诫太子要磨炼自己，提高修养，接近正直的臣子，倾听忠直之言，千万不要做荒迷惑乱，远拒贤良，听信小人谗言的昏君。

—— 魏征提出的第九思：“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謬赏”（意谓，给谁恩惠，就要思考不因偏爱而不适当地进行赏赐）。第十思：“罚所及，则思无怒而滥刑”（意谓，给谁处罚，就要思考不因恼怒而过度地施行刑罚）。《帝范赏罚第九》太宗写道：“赏罚必须严明，而且要适时适度，既要用惩罚罪恶，防止小人作奸犯科，也要用奖赏有功，劝导守法者行善立功。以此告诫太子只要不偏于私情，不结党营私，公正赏罚，君王的事业就会畅行无阻。

另外，魏征在第二思提出的关于克制自己，以安定百姓生活为前提的思想，《帝范务农第十》中，太宗也都有通篇论述。他写道：“为国治民的根本在于加强农业生产”。在农业方面，君王必须为百姓带好头，调动和鼓励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多施仁惠，诚信爱民，那么不论是远是近，人心就变得安定了。”

诸如上述对照，还有很多可举，不再赘述。可见，魏征《十思疏》与唐太宗《帝范》，两相对照，其源流关系清晰，其思想精髓一脉相承。

正因如此，唐太宗非常信赖魏征，把他当作一面镜子经常对照自己，警醒自己，约束自己。对他有极高的评价。太宗在群臣面前说过：“方今群臣忠直，无过魏征”“当朝的臣属们，忠直没人能超过魏征”“即使是古代的名臣，也比不过他”“魏征履行仁义，以辅佐本人，想使本人达到尧、舜地步，虽是诸葛亮也比不过他”。太宗还说：““魏徵针砭规劝朕的过失，一天也不能离开身边”“魏征每次都能犯颜直谏，不许我做错事，这是我器重他的原因”。魏征去世后，太宗感到非常惋惜，叹息道：“以铜为镜，要正衣冠，以古为镜，可见兴替，以人为镜，可知得失，魏殁，朕亡一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