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谈电影创作，如果我们不谈文学作品，只谈实实在在的生活场景的话，我想问问你：

   在真实的场景当中，你见过一个罪犯吗？

   在真实的场景当中，你近距离地面对过一个罪犯吗？

   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个罪犯就是曾经侵犯过你的那个人，你能勇敢地站出来指证他就是罪犯吗？

   你和这样的一个罪犯，有过眼神瞬间相碰的交流吗？

   如果有过，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你又是否知道，罪犯当时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我想，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这样的场景，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够亲身经历过，当然也最好不要去经历，因为经历过，就说明曾经被伤害过。但是，我要说，这样的场景，我都经历过。以前，我一直以为，我这一生，只会和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一样，生长在阳光和春风里，过单纯的日子，平平静静，无风无浪，却不曾料到，有那么一天，我也有机会在阳光下，和罪恶碰过面交过手。

   我极力地想用一个恰当的比喻，来描述在当时的情景之下，我内心的真实感受，只可惜，我的脑海里却像是胶片曝光那样，“哗”的一下变得空洞和苍白，感官上得到的反应，竟然还是恐惧、紧张、慌乱和惴惴不安。

   记得律师在和我谈话的时候，告诉过我法律的程序，以及面对指控的偷窃嫌疑人要有心理的准备，我好像很自信地说：“没问题，我准备好了。”我想，我代表的是受害者，是正义的一方，他代表的是被告者，是邪恶的一方，如果我害怕了他，那不是正义压不住罪恶吗？岂有此理！

   第一次开庭，我们收到通知被传唤去听证。这是一个小型刑事法庭，房间不大，台上坐着法官，台下是原告和被告律师，还有警察和记录员。罪犯穿着桔黄色的囚服，坐在一个用铁栏杆围起来的座位上，手和脚都带着镣铐，面朝着法官背朝着我们。到场的人很多，我和一对印度夫妻坐在靠后的位置。

   我一边听着法官宣读起诉书，一边观察着四周围的人。无意之中，我瞥见坐在我前排靠右的角落里，有一个瘦小的黑头发女人带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子，也在专注听讲。我朦胧地感觉这张侧脸似曾相识，但是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也许我太专注于回忆，却忘记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黑头发女人很敏感地有所察觉，只见她回转身，眼光正好和我来了个实打实的照面。那一刹那，我突然认出来，这个女人，就是报纸上登出来的从案犯、台上戴着手铐脚镣的、小偷的37岁的墨西哥妻子。

   她，怎么会坐在这里？她，应该也坐在被告席上才对。我惊诧的眼神和张开的嘴，毫不掩饰地定格在空气里。

   女人的眼窝很深，眼睛很黑，一圈深褐色的眼晕透露着疲乏。她盯住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好像看出了我眼神里的慌乱和错愕。对比我，她的眼神却是坦然和深沉的，没有一丝一毫的杂乱慌张。我想，在这几秒钟的眼神交错里，她已经读懂了我的想法，我却没有读懂她眼睛里的内涵深意。我想，是什么原因让她如此的从容和镇静？我看见她转回过身，搂紧了身旁的女儿，继续仔细聆听着法官的陈词。

   后来，苏珊律师告诉我，因为他们有两个孩子年龄尚在十三岁以下，必须要有监护人的照料，所以法庭宣判墨西哥妻子监外执行，等到孩子十三岁以后再重新审理。

   又一次开庭。这一次的程序是由受害证人出庭作证，我们一共有四个人。终于，法官叫到了我的名字。

   我慢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按捺住“扑、朴”乱跳的心，在众目之下，向证人席位走去。这是红花生平第一次，在美国的法庭上出庭作证。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从来没有在官方场合开口讲英语。我紧张得可以听见自己的呼吸。我只感觉到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灯光下，除了墙上标志着法律的徽章，别的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的辩护律师走过来，安慰我不要紧张。我举起右手，面对法官，宣誓在法律面前，将会讲实话，讲真话，向上帝作证。我慢慢地平复内心的紧张跳动的心，深呼了几口气，开始回答律师提出的问题。刚开始由于拘谨，又害怕英文出错，我回答问题小心翼翼，到了后来，基本适应以后，反映开始敏捷起来。

   当苏珊律师问我：“你认识这位先生吗？”的时候，她的手指着坐在另一边的一个穿米黄色夹克的高个子男人。

   我这才注意到，桌子的另一边一直端坐着三个白人男子。两边的男人穿着深色西服，系着领带，面前是摊开的纸和笔，我想，这两人大概就是苏珊说的小偷请来的辩护律师。顺着苏珊的手指，看住那个穿米黄色夹克的五十多岁的男子，我终于明白，这个人，就是那个从我家里厕所的天窗爬进去，把我的卧室翻了个底朝天，偷走了我心爱东西的罪犯。

   罪犯坐的位置距离我很近，我盯住他看的时候，他也盯住了我。我和他的目光相遇，好像是仇家狭路相逢。他是一个老奸巨猾的惯犯，此时此刻，他正用一双寒冷逼人的目光，咄咄地注视着我，仿佛要把我的模样记住在脑海里，印刻在心中，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不会放过我。说真的，他的目光令我胆寒和心慌。我被他的逼迫压得有些喘不过气来，匆匆把头别了过去，不敢迎视这等人的凶残目光。

   苏珊律师又问了我一遍：“你认识这位先生吗？”我摇摇头。

   苏珊说：“请回答‘是’或者‘不是’”。

   我轻声回答：“我不认识他。”

   苏珊又问：“你是否邀请这位先生到你的家里，把你的东西作为礼物赠送给他？”

   我听明白了她的问话，但是我好像又不明白苏珊在说什么，这怎么可能？ 我只好让苏珊再说一遍。

   苏珊重复了一遍问题。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害怕了，只有气愤和激动充满了全身。是这个男人，翻墙入室，偷窃践踏他人物品，反而问什么“邀请”和“礼物赠送”？真是天方夜谭，信口雌黄。

   我忘记我的面前有两个麦克风，也不怕那个男人仍然凶狠盯着我的目光。我的声音有些走调。我用很大的嗓音，颤抖地说：“我从来都不认识这个男人，他擅自闯进我的家里，偷走了我的东西。我要让他把我的首饰还给我！”

   美国的法律程序和取证手法很奇特。他们先是假设你没有犯罪，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证据来反驳你的清白，最后用人证和物证来证明你的罪行确凿，然后还要根据陪审团的全数通过，才证明你有罪。

   我被问了大概十几个问题，警察还把我的两枚钻戒拿上法庭，让我证明这是我的私人物品，从来没有当作礼物赠送给那个男人。我一一回答了所有问题，到最后，还算镇定自若，回答流利。不过，自始至终，我只和罪犯有过一次眼神的交流，就再也没有看过他一眼。

   我心里明白，虽然我是无辜的受害人，代表着正义，但是那种目光的交集，还是会让我做噩梦，有阴霾，令我不寒而栗。

   从法庭出来后，苏珊告诉我，我表现得非常棒。我和另外三人的证词，将会让罪犯的后半生都在监狱里度过。我们松了一口气。

   这个罪犯，有着十七年的犯罪前科，可能还有其他的控罪都在这次一起被起诉，审理过程十分复杂，直到2007年的圣诞节前夕才终审结案。罪犯最后被判刑38年，他的墨西哥妻子先是监外执行，然后也判了重刑（具体我就不记得了）。

   2008年的二月的一天，我接到桑尼维尔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让我去领取失窃的两枚钻戒。我的两件心爱宝贝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失而复得，完璧归赵。感谢上帝，我终究是被他眷顾着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