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李泽厚说：“鲁迅是中国近代最大无与伦比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培育了无数革命青年。可以说不懂鲁迅、就不懂中国，他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只有两部散文文学堪称百看不厌，这就是《红楼梦》和鲁迅文集，它们的性质却迥然不同，《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没落挽歌，鲁迅的散文则是指向它的战斗号角。” []

即使篇篇都精妙绝伦，却并非所有人都会来加以肯定。“夏济安同意舒尔茨的看法，因此把1926年视为鲁迅文学创作生涯结束的标志。这样就从鲁迅的文学创作中剔除了三分之二，其中大部分是杂文。” []

朱自清要算是佩服鲁迅文笔的了，他说：“鲁迅先生的《随感录》先是出现在《新青年》上，后来收在《热风》里的，还有一些‘杂感’，在笔者也是‘百读不厌’的。这里吸引我的，一方面固然也是幽默，一方面却是有分别的，就是那传统的称为‘理趣’，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理智的结晶’的，而这也就是诗。” [] 可朱自清也承认“虽然我们损失了一些诗”。 [] 在周作人看来，“鲁迅后期写不出小说来了。大量的杂文是不能算是创作的。” [] 周作人否定鲁迅杂文的这种态度，是最彻底的。他显然故意忽略了鲁迅的杂文集中，有大约455篇是研究鲁迅及其生活的时代所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 [] ，更有数量庞大的文质兼美，给人无穷裨益的短文。

但是，与鲁迅是朋友，与周作人私交更不错的川岛先生却这样认为：“以前，有一些善良而天真的人们，曾经为了鲁迅先生因写杂文而少写小说，稚气可掬的惋惜。还有一些：是对鲁迅先生怀着敌意的人，因为鲁迅先生要写杂文，就称鲁迅先生为‘杂感家’，‘杂文家’。这些人，当然都是不了解和恨鲁迅先生的杂文的。其实，别一个人写写杂文，你有什么可感喟的！更有什么可动气怀恨的！” []

如果认为川岛毕竟与鲁迅是朋友，难免不客观，那么，一个先恭维鲁迅后却因情生恨与鲁迅反目者，在鲁迅逝世之后的评价如何呢？——

“高长虹也意识到自己当年的年轻气盛，在1940年8月发表的长文《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略带伤感地回忆了两人并肩战斗和互相对战的岁月，感慨“那时，凡是能教我同鲁迅的友谊巩固起来的事，我都是断然去做的，但可惜我没有很多的办法来收到这样的效果”，接着总结道：“我和鲁迅在《莽原》时期，是很好的朋友。《狂飙》周刊在上海出版后，有过一番争论，不过以后我们都把它忘了。”“‘1930年以后，他的光明行动，我在国外也时常为之激赏、庆幸。要是在1930年以前没有发生这事的话，那就不会发生了。’他承认鲁迅是位天才作家，承认鲁迅‘为青年开路’，承认鲁迅的作品鉴赏力，捍卫鲁迅的杂文道：‘但也有人想用杂感写得太多做事实，来动摇鲁迅的艺术家的地位，这是没有用处的。一个大作家的杂感文字，时常是有价值的。而在鲁迅，杂感文字是被他用做主要的武器而来完成他的斗争目的的。他写的创作越少，他的杂感含有的创作性也越多。因重视鲁迅而重视他的杂感是可以的，因杂感而低估鲁迅的价值，就不可以了。’” []

如果认为与鲁迅同时代有过交往的人的意见，也未必准确，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出生于1942年10月10日，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哈佛大学荣休教授李欧梵如何看待鲁迅的杂文艺术吧！——

“杂文在鲁迅的著作中，仅从所占篇幅看，就无疑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甚至超过他的小说、散文诗以及旧体诗。但是由于内容有明显的政治性和论争性，这些杂文是否可以和小说、散文诗和旧体诗等一样视为‘艺术创作’，就成为一个问题。”“我的意见则相反，认为如果我们想以中国的文学传统为背景来衡量鲁迅作为现代作家独创性的程度，杂文恰恰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说别的，只就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中散文所占的地位而言（它比诗和小说都更为重要），鲁迅在这方面的继承和创新都更直接更重要。” []

“鲁迅的杂文的产生一开始就是联系着一种激进的要求：他想要根据自己思想挥洒自如地写作的自由。”“鲁迅写杂文也如写小说时一样，是一位有意识地注重技巧的实践者。” []

李欧梵还说，“章太炎的古文是很难读懂的（鲁迅亦然）。他把许多典故压缩在似乎是无中心、无条理的整体之中。准确与混乱，简练和臃肿，颇有些矛盾地结合在一起，这是章太炎用以对付当时流行学派的文风的武器。在风格和思想方面，章太炎或许提供了和康、梁一派往往是一个观点突出展开的‘时文’传统的尖锐对比。可以说是开创了一种思想方式，与那种系统的和谐几乎正好相反。鲁迅早期曾模仿过严复和梁启超，后改学章太炎，这也是他思想重新定向的重要一步。其实，章太炎最合于鲁迅心意的还不在于他的文风，而是那种内在的非正统的激进主义思想，即对已经存在的公认的思想体系和文章风格决不盲从。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杂文那种看来是方向不明的挥洒自如，也可说是章太炎古文表现方式的现代形式。杂文中随时闪耀出的文言词句和用典（有些很难懂）也可归之于章太炎的影响。” [11]

“他（鲁迅）对体裁区别的僵死规定的蔑视还导致了一种创造性的融合：他的杂文中有诗，诗中有杂文，而且一些共同的主题常在他的诗、杂文、小说中交替出现。这种‘抒情隐喻方式’有时甚至还进入了鲁迅的讲演，那是在感情激动或哲理深思的瞬间。” [12]

“鲁迅的杂文和他的散文诗比，当然是较外向性的，但内在的主体却仍然适时出现。不管有多少外部的因素或公众的要求影响着鲁迅杂文的创作，它们基本上仍是主观的，是‘个人随笔’的独特的一类。” [13]

 “‘隐喻倾向’的特色在鲁迅1927年以前的杂文中是比较明显的。1927年至1929年是一个关键性的转变阶段。在这个阶段，通过长时期灵魂的探索以及和创造社、太阳社的青年对手们的思想论争，他从1930年开始转到左的立场，从此更深地卷入革命文学活动。《而已集》和《三闲集》是这一转变的文学上的证明。” [14]

“《而已集》和《三闲集》可以看做鲁迅后期杂文的前奏。在此之后，他在1930年至1936年的六年间写了不下于八个集子的杂文，后来由友人及弟子编的补遗至少还有三集，这一时期的确是他创作力的高峰。正如许多评论者所指出的，他这最后阶段的杂文里现出一种全新的方式，如瞿秋白所说的是战斗的‘阜利通’。” [15]在此，我只想说：如果李欧梵先生这样的识见是建立在一种直观感觉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深入的阅读研究鲁迅杂文的基础之上，那么他这样的看法即使符合“理性”的真理，也是有遗憾的。显然，李欧梵先生并非如此。

川岛指出，“鲁迅先生是这样殷切的希望而且励写作者少写小说，少写‘爱呀’、‘血呀’的诗，来多写杂文。以当时中国文坛缺少‘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为憾事。” [16]“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鲁迅先生以为：“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和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末来。”（“且介亭杂文”序言） [17]

《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鲁迅的杂文“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和过去这一类文章的传统形式不同，它是适应五四运动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文体。” [18]

谈到这里，笔者倒是对鲁迅后期用心于写杂文，突然有了一种“直观感觉”，记在这里贻笑大方吧——如果鲁迅只是一般人所谓的“文学家”，自然可不必用心去写什么杂文了。问题是，在鲁迅的潜意识里，有一个进士翰林 [19]的魂，现实中当教育部佥事近十五年 [20]，遭遇到多么丰富、灼热的矛盾，兴衰成亡的痛苦和抉择，他因此而涌流出的大爱长恨，写进小说中何以立竿见影，写进诗歌中几个人能读？其祖父敢骂昏太后，写官场日记一辈子 [21]，鲁迅不写杂文谁写？何况，他可从没否认过也有做一个大政治家大教育家的理想呢？！他难道不是吗？

我想：至于删削扼制人性之恶，建设国民性，打造公平公正的法制社会，追求卓越，追求真理的人们，更不该与鲁迅失之交臂。大家不妨坐下来谈谈心，做个朋友。我要说的是，一定会开卷有益。

譬如，鲁迅说过，“照现在的情形看，该是并非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温暖。受伤是当然要受伤的，但这也只能怪你自己独独没有刺，不足以让他守定适当的距离。”鲁迅主张，用豪猪社会所制定的罪名，即“下流”或“无礼”对付如同“豪猪们”的“绅士们”。 [22]

鲁迅如果做成政治家，其深刻卓越的识见，老辣方正的为人，勤奋务实的作风，足堪大任，与其文学造诣相较，当不相上下！然而，鲁迅绝对是不屑于做成政治家的。其理由在他的《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一文中讲得很明白。 [23]

事实上，鲁迅写杂文的确是现实斗争和中国未来的需要。一百年后，慎重地打开《鲁迅全集》，我有这样的感觉：不读鲁迅的杂文，至少，不会更好地明白汉语言、汉民族的文学、美术和哲学的自新之路，尤其是历史、文化的前进之路。反之，读鲁迅杂文，就会明白很多道理：例如，眼前人们看到的体制、机制，都不仅仅是我们民族发展自身逻辑的延续和渴望，至于欧美的制度和模式的简单复制，那就更不是。是什么？要反复读鲁迅杂文才能见其轮廓。又如，令现代中国读书人感到困惑的现代诗和格律诗的纠结和取舍，鲁迅当年早就有体会。要明白现代诗和格律诗各自的生存方式，埋头写作之余，不妨参考一下鲁迅早就给我们提出来的建议：“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一讲 从神话到神仙传）“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鲁迅《书信集•致蔡斐君》）

那么，到底什么是杂文呢？刘半农先生在《半农杂文》第一册“自序”中说：“今称之为‘杂文’者谓其杂而不专，无所不有也：有论记，有小说，有戏典；有做的，有翻译的；有庄语，有谐语；有骂人语，有还骂语；甚至于有牌示，有供状；称之为‘杂’，可谓名实相符。”鲁迅先生的杂文集也无不如此。

严家炎先生指出：“杂文更可以说是鲁迅的文体。它虽然起源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却主要由于鲁迅的弘扬与创造而成为文学中的一体。这种文艺性的议论文，往往熔随笔、时评、政论、诗、散文于一炉，以便自由挥洒、短兵相接地对时事、政治、社会、历史、文化、习俗、宗教、道德诸类问题作出广泛而敏锐的反应。长达18年的时间里，鲁迅倾注大部分精力，在这一并无固定体式的领域纵横驰骋，使他天马行空般的文思与才华酣畅淋漓地发挥到了极致。鲁迅赋予这种文体以丰厚的审美特质。鲁迅杂文以其思想的锋锐性、深刻性和丰富性，议论的形象性、抒情性和趣味性，赢得千千万万读者的喜爱，成为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一座罕见的宝库。” [24]

朱自清说，“冯雪峰先生在《鲁迅论》里说到鲁迅先生‘在文学上独特的特色’，首先，鲁迅先生独创了将诗和评论凝结于一起的‘杂感’，这尖锐的政论性的文艺形式。” [25] 

鲁迅阐述自己的杂文观时说：“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 ’。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 [26]

毫不隐晦地讲，我是赞同鲁迅自己的这一说法的。我甚至认为，从大杂文观来看，整部《鲁迅全集》中的小说、散文、诗歌、日记和书信，所有的序跋、题记、附记都可以看做鲁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撰写的带有强烈的褒贬性质的“杂文”！

鲁迅小说闳阔而逶迤，散文深邃而梦寐，但根本上，从鲁迅笔下流出的是“杂文”那深刻而炽热、辛辣而简劲的灵魂。毫无疑问，鲁迅杂文艺术而鲜明地反映着鲁迅对中国和世界的深入观察，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真切拷问，展示着他独特而深刻的思想，尤其是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创见和远见。

鲁迅是“欧化东渐” [27]，中西文化激烈冲撞而绽放异彩的明星。其艺术的存在，是几千年中华文明流传到二十世纪初而发生的大事件。自其诞生之日起，肯定和否定就相伴而行了。不过，肯定还是主流。审视郁达夫在纪念鲁迅时所讲的“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这句话，如果不盲从悲观论者和后现代论者们对“英雄们”的嘲弄和解构，则无论如何还是得承认其合理性的。

中华文明不如域外文明那样多元而随和，自由而坚挺，但是却自有一种个性和自持在。以书法艺术为例来看，从数千年前的甲骨文、石鼓文、金鼎文、篆隶等，一路下来至今天常见的楷书、草书，其中所蕴含的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理念，整体上以儒道释的精神贯穿其中，早已凝结为一种绳墨依归。如不入窠臼，师法“二王”、“颜柳欧”等名家所开创的风格，则无论如何俏丽流转，在中国书法艺术界是不被承认的。

几千年来不曾中断过的中华文明自有强大的文化系统，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凝聚力，然而，却显得自负而骄矜，内向而自闭，重浊而糜烂，实在需要放出全球的眼光，虚怀若谷地学习，自新。我们应采取拿来主义的办法，对中华古老文明进行一系列的剖析、比对、反思、反省，在批判、检视，过滤的前提下来继承和学习。例如，国人无不对唐诗、宋词、元曲佩服得五体投地：少的读背到老，老的读背到死。这样的情形，已有几百、上千年了。对这种文化现象，我们需不需要反思？我们到底还需不需要把热爱诗、词、曲的传统加以开创、发展？需不需要把古代的语言方式和格律制作，与现代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我们在欣赏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到底需不需要吸收、借鉴中华文明之外的文明的精华？

正当这些意见处于焦灼状态时，鲁迅的艺术出现了。二十年代，他主要以小说来回答。三十年代，他感到写小说，虽然富有形象和艺术性，能传之久远，可是现实斗争要求自己的文字“短平快”，及时反映现实生活，尤其文化领域中关于这些问题的动态。于是，在整个三十年代，鲁迅把二十年代整装进小说这种形式上的，附丽在各色人物艺术形象上的关于新旧思想冲突所引起的喜怒哀乐、是非褒贬，另以杂文的新形式来进行精粹的“散打式”展示，直白而又泼辣地宣讲式授课，将历史和现实的阴暗面加以拮取、联系和组合，并与未来的朦胧的希望，做比对和预判，进行逻辑的推演和反讽，从而绽放出了异彩纷呈的篇什：或激越慷慨，催人奋起；或沉郁顿挫，引人内省；或隽永雅致，唯美超逸……其杂文世界锋利严峻的意象，与小说世界的富饶深潜，交相辉映，珠连壁合，共同构成了鲁迅艺术博大精深的世界。

鲁迅先以《呐喊》致风生水起，二十年代已独步文坛，继以《彷徨》问世，如大漠孤烟，逡巡古战场，伫立新文苑。后以《故事新编》，吐故纳新，斩旧文化之专断，铸新文学之长剑，从而结束自己最为钟爱的小说创作。三十年代，于深仇大恨、多病多事之秋，撰杂文一千篇，颇有纵横捭阖，叱咤风云之势，真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后功成名就身死，留下巨大文化遗产，给中华文明以巨大启发，令后人说不尽，写不完，受益无穷。

如何归纳总结这么一位大家的艺术？郁达夫提出的对民族英雄要“敬重爱惜”的见解，自然是正确的。而对民族英雄进行涂抹、猥亵和搞笑，当属无知和狂妄。我们面临的生存环境之恶劣，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山东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隋清娥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乱相纷纭，作品意义匮乏，意象所指出现感觉倾斜等严重问题，她认为舒乙一言概之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被弄得很脏这样的观点，虽有些片面，但不无道理。这主要是“一切向钱看”的理念给造成的。几十年来，在伴随“黄赌毒”的同时，阅读缺乏思想，淡化主题，混淆是非，涂抹崇高，流行而猥琐的垃圾文字，就像吸烟和吸毒一样，已成为大部分青少年和中青年的生活习惯和思维定式。真正有理想有志气有修为的不是没有，但比例有多大？生活中，认真读几本书，为人做事不媚俗、不堕落腐化的，又有多少？不谈敬业乐业，单说不腐化堕落的有多少呢？结合身边人身边事，想到与这些人这些事紧密联系的当代文学，笔者觉得舒乙 [28]口里讲的“脏”，说得比较实际。某些地方，还应该被说成“很脏”，如时下影视圈。

如何“敬重爱惜”鲁迅等英雄人物？我以为，真正对民族英雄的“敬重爱惜”，必然是建立在理性的分析和批判之上的。后来人，因与他们，一张一翕、一言一行都不处在一个世界一个背景，就更需要这样的“敬重爱惜”，切忌隔山打牛似的胡说八道。

笔者著《鲁迅杂文要略汇编》就是专为这个目的而来的。我的想法是：在尊重原著阅读原著后，在给每一篇编写提纲的同时，全面梳理鲁迅杂文内容主旨，汇编成册，目的在于使《鲁迅全集》变得薄起来，变得易读易懂起来，方便揣摩鉴赏的同时，助力鲁迅艺术和精神的传承更好地走一条传承、自新和发展之路。

我知道这个目标实在是辽远的！但是，我们只要一点一滴地来做浇灌和灭菌的工作，总会有开花结果的那一天的！那花果的大多数，当是“人格健全，善于实践，勇于创新” [29]的全面发展的人，但也会出现真正的大“教育家”、大“政治家”和大“科学家”什么的吧！……这可是一定的！人，无论身居何处，还是要有这样的自信才可以的！

“鲁迅是超前的，也是说不尽的。鲁迅不仅属于20世纪，属于过去，更属于21世纪，属于未来。” [30]                           

                           章纯于半山书斋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