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差别

华夏出版社，2016年1月北京第1版，杨德友译，梅列日科夫斯基著《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1、普希金逝世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六岁，他的弟弟安德列?米哈伊洛维奇回忆道：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关于普希金去世的消息是在母亲葬礼之后才传到我们家。大概造成这—情况的原因是我们家庭自己的悲哀和全家深居简出吧。我还记得，在听到这—死讯及其全部细节之后，兄弟们几乎都精神失常。费多尔在和哥哥谈话中重复数次，说要不是因丧母才穿丧服，他就要请求父亲同意他为普希金穿丧服。因而，母亲的去世未能淹没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普希金横死而感到的悲痛。如果说他在十六岁时还没有像以后——在六十岁时那样意识到，那么，他也是感觉到了自己与他的活生生的、血的联系。他不仅像对伟大导师那样崇拜他，而且把他当作最亲、最近的人来热爱。

托尔斯泰在《少年》中承认，在那些年，普希金和俄罗斯其他作家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他在儿童时期读过、念过的封皮发黄的小书而已”。他很惭愧地比较了自己当时平庸的趣味和自己的同伴、莫斯科大学学生们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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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受的艺术教育就是这样的。当然，早在十六岁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理解大仲马和保罗?德·科克的粗俗和平庸。作为—个少年，他的文学趣味和审美判断力都细致、成熟和独立得惊人。俄罗斯文学和西欧文学他都同样熟悉。他在从工程技校发给兄弟的几封充满少年喜悦的书信之—中写道：“我们常常谈论荷马、莎士比亚、席勒、霍夫曼。”“我背通诗人席勒，言必称他，梦话里也谈他。”“席勒的名字对我开始变得亲切。”但是，他不仅善于评价莎士比亚和席勒(对于当时热衷于浪漫主义和哥特式文学的俄罗斯青年人来说比较易解)，而且也善于评价十七世纪伟大的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和高乃依(后来，别林斯基对他们的评论就十分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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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就很不赞成在俄国十分流行的、由德国批评界鼓吹的对所谓“伪古典主义文学”的教条式的轻蔑态度。对于最为遥远的、陌生的文化的如此深刻的嗅觉恰恰表现在：在承认法国古典主义作家的内在局限性和模仿习惯的同时，这位“莫斯科笃信宗教人家”出身的俄罗斯男孩、军医的儿子，竟对路易十四宫廷诗人们内在形式的完美和彻底的和谐大为赞扬。P 109

4、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厚的宗教信仰从童年时代起就已有所表现。后来他因为别林斯基说了几句未加思考的关于宗教的话而—生都在痛恨他。考虑到这—点，对基督和荷马的下列比较，虽然有天真和少年得意之嫌，却依然是意味深长的：荷马(神话传说中的人，也许是上帝自己的化身，被派到我们这里来，像基督那样)只能和基督、而不能和歌德相提并论。兄弟，你要深入了解他，要读《伊利亚特》，要好好地读(你得承认你没读过)。要知道，在《伊利亚特》里，荷马给整个古代世界送来了精神生活和尘世生活的组织，其力量完全像基督对新世界的赠。现在你明白我的话了吗? P 110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保持了对全世界——用他自己的话说可以深入体察一切时代和民族的内心的、精神的生活；他永远认为全人类的“文化的敏感”，这种能力使他感觉到可以四海为家，这种能力——正如他在论普希金的讲演中所说的——是普希金的首要能力，而且—般地说是俄罗斯天才们的能力。P 110

5、《战争与和平》该部作品想反映历史，其作者凭智慧承认，或者甚至部分地了解历史，但是他从来没有以去，从来没有深入或者没有力地探索其他内在的，精神的生活。P 110

6、一切文化中看起来似乎是有条件的，而事实上，从某种历史观点来看，可能是像自然本身—样自然而然的事物，对于托尔斯泰来说，永远是人工的，因而是虚假的。对于—切“有条件物”的这种被夸大的惧怕，在他那里最终转变为对—切与文化有关物的惧怕。因此，在他看来，散文比诗歌自然。托尔斯泰不考虑，押韵的言语更为原始，人正是在最激动、亦即最为自然的精神状态中，才倾向于像儿童和较为年轻的民族那样，用诗用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认定，一切诗作都受条件制约，因而是骗人的。

托尔斯泰的德国传记作者说，远在青年时代：他就经常嘲笑俄罗斯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仅仅是因为这些作品用诗写成；在他看来，精致的形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依据他的见解——这里要强调指出，他是永远忠诚于这—见解的——这样的形式总要把镣铐强加给思想。

对世界文化缺乏嗅觉这—事实最为明显地表现在托尔斯泰近期著作中，他在这—著作中总结了他—生的艺术见解和艺术思想，这关于新的、所谓的“颓废主义”流派，他作出保持谦虚的许诺，就是《什么是艺术?》—文。P 112

7、说到底，与其说是因为他否定—切，不如说他在承认，——读者定会同意：托尔斯泰在对于自己陌生的艺术领域所发表的有意识的评论中，在这老迈之年，并没有远离他着迷阅读费瓦尔、大仲马与保罗?德?科克小说的青少年时代。但是，最令人忧伤的也许是在这幅卡利班可怕面具之下，显露出来的是六十年代俄罗斯地主民主主义者、贵族实证主义者十分熟悉，—点也不可怕的面容。P 114

8、托尔斯泰对自己的创作所具有的文化意识更为令人无可奈何。

他在《忏悔录》中深信不疑地说：我是由于爱虚荣、自私自利和骄做自大才开始写作的。

我是艺术家、诗人；我写了什么，教了什么，自也不知道。因为我写作，有人就付给我钱，我吃得精美，得好，高朋满座，名气大。

看来，我那些教训人的书很好。P 114创作我们真正注重的是盘算怎么样尽可能多挣钱，扩大名气。为了达到这—目的，我们其他—概不会，只会写书，写报刊文章。干的就是这事。

在八十年代宗教转变之后，他回忆艺术活动：而且我以前为其献出了自己全部力量的这—活动，对我来说，不仅已经丧失了以往赋予它的重要性，而且，因为它在我的生活中曾经占有、和至今仍然在富有阶级人士概念中占有的不自然的地位，让我直接地感到不愉快。P 114

9、别尔斯证明，以自己现在的“基督教”观点为出发点，托尔斯泰“认为自己以往的全部创作都是有害的，因为其中描写了性之引力与暴力意义上的爱情”。——这—证明之所以更为可信，是因为这—判断与托尔斯泰关于艺术的其他判断之间有完全确实的逻辑联系。归根结底，还是他自己总结了自己全部的艺术活动，以他特有的混合了无意识的装腔作势和有意识的真诚的态度断定：“还要指出，我把自己的艺术作品列入低劣艺术之类，而例外则是短篇小《上帝目睹真理》和《高加索俘虏》。”也就是说，好像故意似的，以两篇最差的、满纸说教的短篇小说为例外！ P 114

10、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区別之—在于文化意识的这此等级之中。作为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不是—位伟大的文学工作者，像普希金、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他们不仅认为自己是语言的统帅，而且是语言工作者；语言对于他们不仅是精神的，而也是日常需要的粮食。我在这里使用这—意义上的文学概念，这意义上的文学与诗歌的自发性的、虽然也是同样自然的创作相比，是更有人工特征，更受条件制约、却又是更为有意识的活动——正如，—般地说，文化并不是与人的意识世界中前人类本性相矛盾，而只不过是将这本性延续了而已。以这—最终的统—性的观点来看，文化和自然是统—体，而反对文化之条件性的人，也就要反对人的本性，反对自然界最富神性的和永恒的力量之—。

在托尔斯泰对自己艺术活动的蔑视态度中，有某种阴暗和复杂的因素；对这—因素，他自己似从来没有彻底地解释过。至少，在他的文学自尊心中，可以看到十分奇怪的动摇和前后矛盾之处。他有—次告诉费特：“从来还没有像我—样对自己的成就如此漠不关心的作家。”然而，在(《战争与和平》)出版之后，他以感人的坦率请求费特请务必信告，在您所熟的不同的地方，有什么评论，主要的是看大众怎么看。肯定是毫无反响。这情况我是预料到、并且十分情愿的。只要没有人大骂就好，因为骂人的话让人心烦意乱。P 116

13、据他自己说(至少，他最纯朴和真实的传记作家之—如此断言)，他头脑里总是“愉快地意识到，他是作家和贵族”，仅不只是作家，即古代所说的“自由艺术家”，不是像普希金和歌德那样的文学工作者。托尔斯泰—生都因文学而愧，并且，从有意识的、似乎是人民大众的观点出发，也是从无意识的、贵族的观点出发，他视文学，认为文学是某种庸俗的、小市民的、不神圣的和不高尚的东西。但是，在这种惭愧和蔑视中几乎没有表露出天才的坦率的贵族作风，表露出来的是等级贵族主义，这—主义隐藏得虽然细心，却也还不错，而且，这—主义在他那里扎的根子比年看上去更深——这就是自我否定、痛感羞怯，但是有时候依然要向外冒出的贵族老爷作风。P 116

斯特拉霍夫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文学。他从文学的本来面目及其全部条件上来感受文学，从来没有躲避过它，也没有高傲地看待过它。丝毫的文学贵族主义也不保留——是他优美、至感人至深的特点。俄罗斯文学曾经是土境，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就是在这块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他从来没有脱离这块土境对它保持着亲缘之爱与忠诚。他很明白，对公众和对文学界讲话，到市场、广场去，他是毫不会想到因为自己的行业、这行业的同伙感到耻辱的。相反，他为这—事业感到自豪，认为文学事业伟大、神圣。像过去具有贵族傲气的人认为凭千体力活挣钱买每日面包—事屈尊那样，托尔斯泰也认为因脑力劳动领取报酬可耻，虽然他的出发点是新的，却不—定不高傲和不讲求面子。像少年因娇养而不懂得什么是贫穷和劳动那样，他—听说真正的艺术家可以为了金钱而创作就鄙夷地连连耸肩。P 117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生中，我—次也没有不收订金就出售作品。我是无产阶级文学工作者，谁想要我的作品，就应该事先交给我保证金。”这个人十分自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十分虚荣，“若把这层皮从他身上撕去，他会因为只剩下空气而生病”，这个人对于艺术家的自由的珍重，可能不亚于托尔斯泰——然而，这个人不因为“为金钱而创作”、像普通打工者为劳动接受工钱而感到耻辱。他称自己是“拉邮车的瘦马”。在两天两夜里，他按时写出三个半印张P 117

来。他很坦率；这种坦率在托尔斯泰看来，必定是他所蔑视的“文学工作者们”的最大极限的市场经济的厚颜无耻。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在我的文学生活中常常出现的情况是：—本长篇或者中篇小说的开端已进入印刷厂排字车间，而结尾却还在我头脑里，但必须在明天以前写出来。”“因为贫困，因为为金钱而工作，这种工作压垮了我，摧毁了我。”“我的苦难到底有完没有啊?唉，好像金钱就是保险啊!”这是他—生都没有停息的痛苦和呻吟。有时候他因为与贫困斗争疲惫不堪，而咒骂贫困，但是从来没有引以为耻。当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脑力工作者的处境特征是外在的卑微，然而，他在这种卑微中保持了特有的、内在的自豪感。有—次，在这种自豪感上扬之时，他大声说：“我的名字就值—百万服完四年苦役，受到了基督教的启蒙之后，他几乎立即陷人似乎是最深重和玩世不恭的嫉妒这—罪恶之中：我很清楚，我写得比屠格涅夫差，但是，要知道，差得不很多，而且，说到底，我有希望写得完全不比他差。我贫困不堪，为什么只收取100卢布，而屠格涅夫，家里有2000名农奴，却收400卢布?因为穷，我被迫赶工和为了稿写作，当然也就必定写糟了。在附记中说，他要给卡特科夫寄去15个印张，每张100卢布，共1500卢布我已经收过他500，而且，在寄去3/4的小说之后，又向他索取了200卢布的路费，—共取了700。我到达特维尔的时候会身无分文的，但是，在很快的时间内，我还会从卡特科夫那里再收700或者800卢布的。这没有什么。可以周转过来的。反反复复，千篇—律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书信都充塞着。P 118没有穷尽的—串—串的数字和计算，数字和计算又被绝望的求助话打断。“看在基督的分上，救救我吧”，有—次他给兄弟信中就这么说。这是名符其实的殉教士传记，是关于脑力劳动受苦人最伟大的记述之

1865一1869年这四年对于他特别沉重，几乎等同于四年的苦役。就像在第—次不幸事件之前那样，好运先来光顾他。他发行的杂志《时代》获得成功，带来收入，他已经幻想终于摆脱了贫困，可以喘息—下了，可是书报审査局突如其来、毫无根据的惩罚从天而降。

因为无辜的、只不过被愚蠢误解的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时代》被取缔。审查造成的误解，也和当时调查彼特拉舍夫斯基案—样。两次的误解都很重大，第—次以死刑判决和苦役，第二次以破产威胁，都几乎置之于死地。当权者们没有能够看出他是同盟者。但是，事实上，这可能不完全是误解，忠诚的嗅觉是否反复提醒过他们：“大法官”的未来的创造者对于他们来说不是在他们眼里出现——或者至少想要出现——的那种可靠的同盟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绝望，在《时代》遭受厄运之后，他立即创办《世纪》，但是往日的成功已经不再出现。幸运时刻永不再来。

《世纪》受到的惩罚不是来自政府的书报审查，而是俄罗斯十分严格的“自由派”审查。在俄国，这种审查过去永远是、以后也必定是政府审查活动的寸步不离的旅伴，是其在水中或者镜中的最精确的忠实的、虽然是反面的映像，因此，这两种审查在这—不动的、极端的极限上，在同—个地平线上，汇合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切方面都喜欢走到最后的地平线，最后的极限，于是就处在两团火堆的中间，直到生命最后也注定脱离不了的境地——他不仅仅是政府的敌人，也是政府敌人的敌人。他自己常说，《世纪》比自己的对手弱得多：那些对手多得不可胜数，他们不仅肆无忌惮乱骂人，例如，骂对手们是无赖、臭包儿、骚货等等，而且还含沙射影地说我们不老实，专门拍政府马屁，是告密分子，等等。我还记得，可怜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有—次十分沮丧。P 118

14、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两方面的特点，使他们接近—切复兴的伟大创始者们。

第—，他们二人的艺术都和宗教——不是和现在的，而是和未来的宗教——联系了起来。

第二，这—艺术没有封闭在作为独立存在的宗教，即所谓“纯粹艺术”的界限之内。这—艺术自然而然地、不由自主地超越了这些界限。P 298

15、托尔斯泰的弱点和错误不在于他想高过艺术家，而仅仅在于他虽然努力超过艺术家，有时候却变得不如艺术家；不在于他想要用艺术为上帝服务，而仅仅在于他有时候不是为自己的而是为他人的上帝服务。P 298

16、但是，即使如此，在他身上也已经可以感受到现实的尽管是尚未实现的可能性，进行比纯粹艺术的更为深刻的宗教观察与表现的可能性。在这——永恒的内在斗争和痛苦中，在这种只对艺术家荣誉的不疲倦、不可遇止的追求中，在天才的这种前所未有的自我损害、自杀行为中，不是包含着托尔斯泰真正的、悲剧性的伟大和荣誉吗?要知道，甚至只具有愿望——有时候也是伟大之处的

标记；如果—个人起初只具有愿望，那么，另外—个人才能既有愿望，也实现这—愿望。

那么，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说，已经完全明确，他的创P 298作既很少能满足“唯美主义者”、“纯粹之美”的崇拜者、“艺术而艺术”的崇拜者，也不能满足反对这些人、在美中寻求益与善的人——这些人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残酷的天才”。他已经不仅仅怀有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实现了我们时代的伟大宗教潜力之—虽不是托尔斯泰所可能具有的那种，却也并不亚于那种；他不仅想要，而且确实是—种新宗教的预告者，虽然在程度上不及他的期望——他的确是—位预言者。P299（2021年4月1日星期四上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