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死了”是有尊严的、体面的死

——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之死说自杀文化及其他

○许石林

————《桃花扇底看前朝》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身亡，让我想起了一种叫做自杀文化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止外国有，中国也有。历史上比如王国维先生自沉，被陈寅恪先生解读以后，就成为一个文化的宏大主题，并且被后来的一再解读，牢牢地拘束在文化意义上，不仅老百姓就不好理解，非老百姓也认为那只是文化人、高级文化人、顶级文化人的事儿，跟自己没关系。中国人将一个对自己原本有用的思想酵母，成功地屏蔽在外了。

现实的例子也不好说，涉嫌这那的。那就说说非现实的、比如戏里的——

我最喜爱的电视剧导演之一（差不多是惟一）沈好放导演的电视剧《九九归一》，第22集：女主角（王馥荔扮演）太太，被汉奸日伪警察局长陷害，说她是贼，并关进了监狱。汉奸伪警察局长的老婆有个“拖油瓶”儿子长生，是太太家的佣人的孙子，其实是太太的老公和太太的陪嫁丫头（佣人）生的儿子的儿子——没绕乱吧？管太太也叫奶奶，一家主仆关系好得很。长生跟着那个贪慕虚荣的妈改嫁给了汉奸伪警察局长，所以也“沾光”当了警察，能出入监狱。太太被诬陷抓进监狱以后，把长生叫到跟前来，向孙子要一小包毒药，她要自杀。这把长生吓坏了。太太的台词很有意思，她从容不迫，语气沉着慈祥：“傻孩子，别一听到死就觉着可怕！奶奶这辈子养尊处优，荣华富贵，性子又好强。我能受的了日本人骂我是贼？受得了他们给我上大刑？我宁愿自己死，我能撞墙、饿死、跟他们拼命。可我不想这样，奶奶活着的时候，是个爱干净好体面的人，死了也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的，他们想屈辱我，折磨死我，呸！甭想！”可孙子长生还是不干：“奶奶，我怎么能干这大逆不道，下十八层地狱的事儿！”

“不对呀孩子！”太太说，“奶奶求得就是个善始善终。你能成全了我，就是对奶奶最大的孝顺了，你就是我的长门大孙子。”

长生答应了，回家取鸡汤，并拿了一包砒霜。

监狱里那一场戏，让我看一百遍都不嫌烦：太太喝鸡汤，用小勺儿一口一口优雅地喝，还是那个大家闺秀的气派。可是药一放进去，她就端起碗不用小勺了，直接喝。长生看见了，急忙叫：“奶奶！”这一声，把太太提醒了，她不紧不慢地放下碗，说：“哟，差点忘了，我就要见你爷爷去了，他要是看见我这副惨样儿，非得心疼死。我呀，从这黑不溜秋的墙上，好不容易抠下点儿白灰粉来，临走前也得倒饬倒饬不是？”

长生：“奶奶！您等等！”他用凳子砸坏了窗户上的玻璃，取下一块，哭着说：“奶奶，我给你照着，你瞅得见吗？”

太太受了鼓励似的，声音硬朗地说：“瞅得见！瞅得真真儿的。”

太太把自己整理好，说：“成了！长生。好孩子，别哭，抬起头来，让奶奶再看看你。你爸爸要是跟你过不去，你就说你奶奶让你这样做的，他们就不难过了。”然后从容喝下那碗鸡汤。

太太：“长生，扶奶奶躺下。”语气依旧从容沉着地叮嘱：“好孙子，别难过，这是咱娘儿俩的缘分啊！到了那边，奶奶会保佑你的。待会儿啊，你要看见奶奶嘴角流血了，你就给奶奶擦掉，啊！”太太把家里所有人的名字慢慢地念了一遍，从容而死。

我之所以这么长地抄台词，就是很愿意一遍一遍地重温这场戏里表现出来的中国人的尊严，一种尊贵的死。我觉得这场戏，可以当作类似戏曲的经典折子戏一样，经得起反复看。我看了这种电视剧，就再不敢对电视剧这种形式报轻薄之心了，我也不当电视剧就只能是娱乐。

再说个近的戏，也是电视剧，新《四世同堂》——

乡下给老祁家看坟的老人进城买药，被日本鬼子在城门口搜身并打了，罚他下跪。这老人羞愤欲绝，到了老祁家，全家人安慰都安慰不过来，老人像孩子似地一个劲儿抽泣哭嚎：“我让人罚跪了，没脸见人啦……”

祁天佑受了日本人的陷害，说他是奸商，游街侮辱，祁天佑撇下一家老小，自己投河自杀了。

这两个老汉一个委屈得要死，一个真的死了，他们和《九九归一》中那个太太一样，是同一种价值观，受了侮辱，不管施辱的一方是不是禽兽，总之自己受了侮辱，活着不体面，就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

我把这种自杀和恨不能去自杀，叫做“羞死了”和“快要羞死了”。

“羞死了”是一种尊贵和向往尊贵的人生观。元朝书画家赵孟頫，是赵宋王朝的后裔，却做了元朝的大干部，有一回上班迟到了，被蒙古贵族打一了顿鞭子，他很委屈，私下嘀咕发牢骚：自古刑不上大夫，鞭打朝廷官员就是侮辱朝廷。这话听上去像是撒娇。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历朝历代士大夫犯罪，刑法加身的数不胜数，刑不上大夫并不是一句享受刑法豁免的话，这句话的深意其实是：士大夫要自律，为人做官要心向尊贵，不要把事情弄到让刑法加身的地步，否则就是对朝廷选拔官员的标准和主管上司的侮辱，即就是对组织干部人士制度的侮辱。

尊贵的事物都是有选择地生存的，都是挑食儿的，受了侮辱，不管这侮辱来自何方，不管施辱的一方是不是错的、是不是无理的、是不是故意的，既然侮辱加身了，自己就被羞死了。这是过去的文化中盛开着的道德之花，这种道德之花不仅盛开在士大夫心中，也盛开在民间大众心中。吮吸、品味着这种道德之花的香味儿，人们认为：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既然我受人侮辱，必然是皮裤套棉裤，一定有缘故：一定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或言语行为不慎重周到，或我抵抗不过大环境、命运的不可抗力因素，让我活得受人侮辱，我没体面地活下去的理由了，羞死了。注意：受侮，不一定是施辱者百分百正确才让受辱者觉得受羞辱，如果觉得自己该受侮辱，那不叫羞辱，叫惭愧。让流氓或敌人羞辱，更不体面，更要羞死。南宋陆秀夫背负少帝蹈海而死，就是不愿意被俘受辱。

再来说王国维先生之死，就是认为自己受了世道变故的侮辱，已无活下去的必要了——“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陈寅恪先生说这是一种“行己有耻”的死——《论语·子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而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就是说，自己认为不对的事，不能做，否则可耻。顾炎武将这个思想发挥了，他认为国家治乱的根本在与人人“行己有耻”，即上下人人懂得自律，事情就好办了。这个认识和理想当然是美好的，无数实事证明，将人和社会的管理都交给他律是多么不靠谱！单有他律，再多的他律，也管不了人炙热于内、横溢于外的万千欲望。

上面说的是戏里的死、古人的死。

现在说今人，卢武铉之自杀，据说原因是受其正在接受廉政调查的家人的困扰和压力。不管最终的调查结果如何，他接受调查，就证明他没有做到与他曾经担任的要职相匹配的廉政承诺。他不堪压力，最终羞死了。这个死，尽管摔得难看，但死得很有尊严。如果将来的调查他确实有问题，也不损他因为这个死赢得的尊严。他的死，使我觉得，在韩国这个中华文化的次生国，的确在局部还保存着中华文明中的一些稀缺的东西，比如“羞死了”这个几近枯萎的道德之花。在日本韩国这两个中华文化的次生国，都这样保存或变异地保存着中华文化中的一些稀有的东西，而在原生地，却已经流失了。

不得不拿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陈水扁跟卢武铉做个比较，陈水扁和家人接受调查，花样儿很多，你推给他，他推给你。同在一个床上睡，他做事说她不知道，她做事说他不知道。其实，不管是谁做的，你陈水扁身为领导人，难道不知道“修齐治平”这个文化程式吗？家里人，你管了，但管不了，没管住，也是你的责任，你齐家没齐好！一个身居要职，动一而牵动外围的、跺一脚四周都颤抖的人物，家人出任何问题，都是你的问题，你齐家没齐好嘛！没齐好家就尸位要职数年，耽误社会民生、延迟社会进步、杀伤公众良心，这难道还不应该被羞死？

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在当今世界，有拼命找活下去的理由的人，也有找活不下去理由即羞死了的人。前者成为社会主流，文怀沙老人日前亮相杭州，被问及年轻时候犯的罪，他说：年轻时候谁没犯过浑（大意）！铿锵有力。文老的回答很具有代表性，是这个时代活下去、张扬地活下去的雄壮代言。当今有太多这样的人，你说你的，我活我的，仿佛不是同一个世界，没有同一个梦想。

别人半斤，我凭啥就不能八两？人人都有问题，所以我的问题不算问题；别人是禽兽的话，老子一定要当禽兽不如，否则就吃亏了。这就是当今活下去、争相卑贱地活下去的生存理由。在这种价值观的酱染和熏陶下，人人懂得为别人放水，与他人方便自己方便，为自己的方便打提前量，欺负君子，讨好小人，为高贵者挖坟，替卑鄙者修路。

卢武铉自杀，让人看出，那种尊严至上、体面的死，在别处还有，而我们，就只能看电视剧了。

2009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