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院士标准增加“品行端正”条目有多可乐

○许石林

赵本山的弟子、二人转新秀田娃有个“小帽儿·演讲”——他站在台上，面对满场观众，拘禁而认真地说：“我叫田娃，田是田娃的田，娃是田娃的娃！（稍停顿，大声郑重地）我是人类！”台下观众当场笑翻。

观众为什么会笑翻？因为田娃把最基本的常识、把不是问题的东西当问题拿来郑重其事地大声宣布。这就是说，把常识尤其是常识以下的东西拿来当新发现或是当了不得的新东西郑重地搞，就具备了滑稽、搞笑的条件。舞台上这样搞，是娱乐，但用在国家大事上这样搞，就只能是可笑之后，深深的悲哀了——6月23日，第九届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报告中，用了大篇幅谈中国院士的科学道德建设问题，他说：“近年来科技界受到社会上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思想的不良影响，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科学道德建设正面临新的挑战，院士群体的科学道德也面临更高的社会期望。……国内外已经发生的学术腐败现象令人震惊，一些学术不端行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个别院士疏于对学生和助手的管理而产生不良影响；个别候选人的申报材料因夸大成绩而受到质疑，这些都应该引以为戒。”在院士大会将要审议和表决的新修订的《中国工程院章程》第四条“院士标准和条件”中，增加了“品行端正”的表述。（见《中国青年报》2008年6月24日记者李新玲）

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吗？还有比这更“我是人类”的吗？院士难道不是当今最好的学者吗？不是天下学人最高级别的领袖群体吗？最好的学者难道没有最好的道德或是最基本的道德吗？院士院士为什么叫“士”？士的意思是什么？士子之心是什么？难道不是社会国家民族的元气所在吗？难道不是天下人的榜样和楷模吗？难道院士不应该为社会输出道德吗？当社会对院士提出道德要求的时候，院士的道德表现会惨低到什么地步啊？

惊诧、取笑、嘲讽和悲哀之后，应该想想是什么力量将原本常识或是常识以下的东西，在当今人这里已经变成了高难度的东西。徐匡迪院长的讲话，当然必须用照顾整体面子的官话，用官话能这样表达已经说明问题严重到“令人震惊”的地步了。院士的道德现状为什么会‘“受到社会上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思想的不良影响”？如果是一个具备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学者，他只会影响社会，而不会受社会的影响。他们本身就应该是社会优良元素的提供者、输出者，当社会太浮躁的时候，他们会向社会输出清凉镇定的人格风范和道德楷模，当社会急功近利的时候，应该由他们扩展大众的胸襟和视野，不是吗？

为什么院士会道德堕落？原因之一是天下不尊重有道德的人、不欣赏道德高尚的人。道德在社会上兑现不了一个人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尽管道德在什么时候都意味着吃亏，可一个社会把道德亏大了，就不涵养道德，甚至嘲讽道德、诋毁道德、贬损道德，就会伤了道德的元气。于是社会的道德空气稀薄，在这样稀薄的道德空气里成长起来的院士，本身的道德营养就不丰厚，自己本身就没有触摸到道德的高峰，不知道德高望重的尊崇和好处，怎么会自觉自愿地进德修能？一个道德败坏的家伙，不能在正常健康的社会机制里获纠受制裁，反而得到升迁和重用，会杀伤一个小小环境多少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道德成绩，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人怎么会重视道德？所以说，德化教育看上去很美、靠谱，但绝对靠不住。

无限行政化将学术机构完全改造，院士的学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要通过行政的转化才能实现，于是院士就不是纯粹的学者和科学家，而是官员。院士要发挥作用，是通过官员化的行为发挥的，那不够格的院士如果也能官员化地发挥作用，还用得着够院士的格吗？再说假院士更愿意官员化地发挥作用。人与人的关系靠道德、情感和法律协调，当道德和情感靠不住的时候就靠法律，当一切问题都靠法律的时候，法制建设又受到高度行政一体化的制约而显得东拉西扯跟不上。说得不算极端：法律是管人里头最差的人的。给一个人提出道德要求，是希望他不要成为人里头最差的人。

为中国院士的标准加上“品行端正”，这不仅是“我是人类”那么搞笑，是对院士的侮辱。可这侮辱是院士自己争来的。那么，所有真正的、够格的院士当为此大哭！

“品行端正”是院士的道德标准，那什么是“品行端正”的标准？是礼义廉耻？“八荣八耻”？当然应该包括在内。第九届院士大会审议院士标准和条件增加这一道德标准条目，将被记录在当今社会历史档案，成为一个很“我是人类”的话题。

2008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