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磨“诺贝尔文学奖”不如学着写辞赋

——从“中华辞赋大赛”说起

○许石林

我固执地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仍然代表着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高度，仍然是向世人推介伟大文学的世界级最高文学奖项。中国人想它想得不行，想极了，得不到，于是就有了意见的分化，认为自己的文学还不行的是一种；另一种意见是不管它，咱们弄咱们的，它评它的；还有一些别的意见。都有道理，也有意思。我的看法一直是：任何奖项都是一种标准的体现。不得奖的，未必全不好，尤其是文学这种东西，很难用某种标准涵盖。当然，也不必有意不把它当回事儿，故意别扭着也不是文学应该有的心态。

老实说，与其很在乎得不得诺贝尔奖，与其费神琢磨它、争论它，不如从自己手下做起，看看自己掌握汉语写作的能力到底有多高——这个想法是得知举办“中华辞赋大赛”而产生的。我浅陋的印象里，似乎中国人叨咕“诺贝尔文学奖”和给中国人叨咕“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都没有提出过关于文学的具体标准，全是浮泛而空洞的文学理念的挥发。按照那种挥发式的文学理念，我看中国人很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很难把文学弄好。

因此，空洞地、无标准地叨咕诺贝尔文学奖，不如搞类似“中华辞赋大赛”这种具体事儿。这是有谱儿的事，辞赋的写作，在中国古文写作和古文教育中有着完整程式即是有“体”的，所谓“体”，就是它的具体写作标准和美学要求，就是它的谱儿。当代人写作，用白话写作，虽然发展很快，掺和的人多，但相对于古文写作，白话文写作还处在婴儿期。基本的，辞赋要求必须用“文”写作，而不是用“话”凑字。中国当代搞写作的，绝大多数人操的是“话”，不是“文”。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你连“文”都不操，怎么能弄出好文学呢？怎么能嫌人家不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你呢？

当今大学的文学、语言学教育，很有问题：不教学生怎么用“文”写作，甚至不教学生怎样识“文”断“字”，仍然是教了太多浮泛空洞的文学理念，还是类似“七手夏利”一样的东西。不夸张地说，现在大学中文系教出来的学生，按照会不会“文”这个标准要求，基本上是不合格的，如我。目前社会上从大学出来的主流人士，年龄偏大的，靠那些老先生近的、有的甚至受过老先生们面对面教诲的，其“文”的水准就高些，如那谁；年龄越小的，身上的文气就越稀薄，如那谁谁。

我们整天说文化文化的，其实已经很久不“文”了，不亲近“文”了，哪儿来的化？拿什么化？传统文化的断裂，造成了中国古人创造的一座座文学写作高峰被现代人忽视和背弃，现代人写作无门槛、无标准，斯文扫地、文明萎靡。社会风气嘲笑酸文、摒弃文雅、拒绝文质彬彬，于是，粗鄙无文成为主流的话语方式。比如，很多人不喜欢股评人士说话，不是其认识和观点不行，而是其话语不行；许多搞职业培训的大牌培训师，现场演说，整得跟邪教的蛊惑一样，受培训者当场感受激情澎湃，过后一琢磨，啥也没有！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培训师们普遍言语鄙陋，粗俗无文。

人与文的关系很奇怪，哪怕是人有意放弃文、嫌弃文，但人的内心对文还是有渴望有要求的。过去听戏的人，哪怕是不识字的村夫野老，也是能感知戏文的魅力的。你的戏不文，不要说连文化人吸引不了，你连不识字的村夫野老这种观众都留不住。现在的人写戏，尤其是写戏曲，很多人不懂这个，以为凑个顺口儿溜就行。既要文，还要文得深入浅出，浅处见才，远的不说，“磊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现在谁能写得出？现在的戏词，粗鄙无文，很多国家戏剧精品都是这个水平，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难怪观众不爱看，费劲得了奖就永远不再演出了。

再比如，现在中国人很喜欢写歌词，写歌词似乎成了没门槛的事儿。但是，好歌词却几乎看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不知道写歌词是要用文的，而不是空洞的吉祥话儿浓稠地堆砌。

“中华辞赋大赛”意在倡导重新学习和尝试运用中华古代文学的高难度写作，它对一般人的意义可能在于：它在搞类似文学的尖端科技研究，尖端科技会慢慢影响到民用科技，使文学的民用科技有所提升。生活中有高端的东西在，就会对低端的、普遍的东西产生提升的作用和进步的影响。自古文无第二，说的是它很难弄好。一个社会的文学、文质彬彬的现象，要靠许多东西常常点化和提示，比如辞赋这种高难度的东西。它重新让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原来中国传统上是有高级的文学和高级的文章之学的，这些，就够一个真正喜爱文学的人学习的，而不是空洞地琢磨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之类。

2008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