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建得，宁波也建得
——有关《三字经》文化主题公园或博物馆

○ 许石林

    中国古代蒙学经典之一《三字经》的作者是谁，一直以来有争论，在当下“国学热”的氛围里，争作者已经进入实质阶段——广东顺德将斥资上千万元建设“《三字经》文化公园”，因为有传说《三字经》作者为宋代顺德人区适，称区适子。而又有一传说《三字经》为南宋宁波鄞县人王应鳞所作，因此宁波市鄞州区也拿出100万元建设博物馆的《三字经》陈列室。从投资上来看，虽然鄞州的手笔仅为顺德的十分之一，但两地的动机和心愿却完全一致，不分大小高下。两地为各自的文化投资作学术解释的学者表示，此举的目的纯属非功利性，而是通过纯粹学术上的交流，推动社会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关注。 
    其实，《三字经》的作者，除上述两位传闻作者宋人区适、南宋王应鳞外，还有一位据说是明代人黎贞。不过，据研究者介绍，无论是区适、王应鳞还是黎贞，都是传闻，并无实在的证据。有人考证《三字经》似作成于元代延祐年恢复科考，规定考试程式中《四书》用朱子集注之后，因为朱熹的著作在宋代曾经庆元党禁，获得全面推行和尊崇，已经是进入元代的事儿了，而《三字经》中有合乎朱熹注《四书》和鼓励仕进的内容。应该说，《三字经》从雏形到成书，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不是如《千字文》那样，很明确是由周兴嗣一人完成的。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文化“公案”，古人为什么不在著作上留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我们用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历史观：即使我们不相信历史上的圣贤英雄真的存在过，我们也应该理解制造这些圣贤英雄的人，是希望以后的人以圣贤和英雄作为人生的楷模（大意）。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古人为什么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注重署名权，因为他们比我们高明。即使在读书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成长程式明确总结提出来之前，古代的读书人也是按照这个程式去塑造自己的。因此说，有了这个终极的目的，在这个宏大的价值归宿的对比下，个人算什么呢？个人的一切努力，在天地、生民、往圣、万世等等宏大的目标面前，怎么蹦跶折腾都是浅陋和可笑的，因此，中国古代读书人选择了自我隐藏、隐蔽。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修养和道德，他们高明。相比之下，我们现在动不动就用辉煌这种词汇表扬自己、形容自己，是很不懂得谦逊的美德的，是很肤浅卑陋的，甚至说是很很不吉利的。
    历史上的圣贤英雄，灿若星辰，散布各地、显耀乡土。地方上为了感念前贤、为了激励后生，将名人的事功彰表宣扬，这是弘扬正气、树立楷模，也是类似钱穆先生的历史观的具体执行。但同时，因为竞争名人目的是为了捞别的好处，功利性就渗透到竞争中去，使后来的竞争很多时候变了味儿。缅怀变成了算计、感念变成了开发、弘扬变成了利用，牵强附会、胡编乱造，刮死人脸上的胭脂给现代人化妆等等，成了一个不难见的怪现象。清代能臣张之洞的坟在40年前被扒了，曝尸荒野，40年后又苦心寻找，在没有找到之前就牵强地建什么张之洞公园、张之洞画院、张之洞宾馆、张之洞这、张之洞那，什么都似乎可以冠名张之洞。把人家的坟扒了，后来又在没有坟的地方修假坟，年年装模作样地祭拜。既然这样，怎么不把当年扒坟的人名字刻石公布？日本共产党作家小林多喜二被东京警察局抓去，遭到拷打，后致死，至今其墓碑上都刻有事件参与者的姓名和事件经过，谁也糊弄不掉。为什么咱们中国人做不到？咱们对待历史，不能只是利用、开发？人家也是利用，但人家的似乎更高明。
    《三字经》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命运，人人尽知。既然要利用《三字经》，既然要以其“推动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关注”，就不能回避它曾经遭遇的历史命运，否则，被误导的历史还不如没有历史。
    《三字经》及其他蒙学经典，都是古代读书人受教育的“谱儿”，这个“谱”无疑是陈旧的、是需要升级的，但它本身的高度，仍然对建立更高级的“谱儿”是一个挑战和难题。今天重新热起来的它们，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顺德和宁波都不必以《三字经》作者故里的理由兴建文化公园和博物馆，你只要喜欢《三字经》就可以做你想做的有关它的任何事儿。别的地方也可以兴建，只要是愿意读《三字经》，认为读《三字经》仍然可以“习见闻”，于人有益，愿意推而广之的，都可以修建一个《三字经》文化设施。文化到了经典的高度，就不会属于某一个地方。

                                        2007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