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行知“教学做合一”下的教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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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教学做合一”的教学理论下，陶行知对教材有着精辟论述和亲身实践，其教材观主要包括三个思想观点：“用”教材，教材是一种“工具”，教材是拿来“用”的；教材要“以生活为中心”；好教材具有三种“力量”，即引导人去“操作”、“思考”、“创新”的力量。

关键词 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教材观

1 引言

20世纪初，陶行知在进行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过程中，从中国国情和教育现实出发，批判地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教学理论,扬弃并借鉴了西方现代进步主义教育的合理因素，创造了“教学做合一”的教学理论。

“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教学领域内教学任务、教与学、师生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许多问题。陶行知认为，“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1]“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2]“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3]

在“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指导下，陶行知对教材有着精辟论述和亲身实践，他还专门写了《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一文来阐明其观点。本文旨在对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下的教材观进行梳理，希望能为目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教材建设提供借鉴。

2 三个重要思想观点

2.1 “用”教材

在“教学做合一”下，教材是一种“工具”，教材是拿来“用”的。这是陶行知对教材的态度的基本观点。可见，陶行知在“教学做合一”下，对教材的定位十分明确。

在晓庄师范学校实践“教学做合一”理论的时期，陶行知对于“教学做合一”下的读书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朱端琰先生曾向陶行知提出问题：“晓庄因实行教学做合一不就忽略了看书吗？”陶行知回答，“晓庄看书的时间是有规定的；所看的书也是有指定的。但比别的学校自由得多。我们对于书籍有一条方针：做什么事用什么书。我们反对为读书而读书。”陶行知在《“伪知识”阶级》一文中也清楚地表达了他对读书的态度，“我们为了避免堕入伪知识阶级的诡计起见，主张用书不主张读书”。

陶行知认为“用书必有目的”，“我们对于一本书的见面问，是：你有什么用处（当然是广义的用处）？为读书而读书，为讲书而讲书，为听书而听书，为看书而看书，再不应该夺取我们宝贵的光阴。”[4]

对于教科书，陶行知的观点十分明确，“教学做合一指示我们：做什么事用什么书。”[5] “书是一种工具，一种生活的工具，一种‘做’的工具。工具是给人用的；书也是给人用的。” [6]“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不是不要书；它要用的数目之大，比现在的教科书要多得多。它只是不要纯粹以文字来做中心的教科书，因为这些书是木头刀切不下菜来。过什么生活用什么书。做什么事用什么书。不用书，或用书而用的不够，用得不当，都非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所允许的。” [7]陶行知反对死读书，也劝人不要做书呆子，认为“书是一种工具，只能用，不可读”。[8]

陶行知主张“用”教材的观点，与当时中国的教科书“以文字为中心”且“以文字当教育，以文字之外别无教育”的状况，可谓形成鲜明的对比。

陶行知曾指出[9]：从光绪年间到 30年代（20 世纪），中国的教科书在枝节上虽有些进步，但在根本上是一点儿变化也没有，还是以文字做中心；中国教科书是认字的书，读文的书罢了；中国教科书虽然以文字做中心，但是所用的文字还不是第一流的文字；不但用不好的文字做中心，并且用零碎的文字做中心，每课只教几个字，传授一点零碎的知识；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的主要问题在于把文字当教育，而文字之外别无教育。

可见，陶行知在“教学做合一”下，强调教材是一种“工具”，主张“用”教材的思想观点，在当时不愧是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2.2 “以生活为中心”

“以生活为中心”是陶行知对教材的总的要求。

陶行知指出，当时中国的教科书“不教你在利用自然上认识自然，不教你试验，不教你创造”[10]，“只能把你造成一个自然科学的书呆子”[11]。陶行知认为，“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的主要问题在于把文字当教育，而文字之外别无教育。以文字做中心之教科书，实便于先生讲解，学生静听。于是讲书、听书、读书便等于正式教育而占领了几乎全部之时间。它使人坐而言，不使人起而行。”[12]陶行知认为，中国的教科书是“死的、假的、静止的”，“是创造、建设、生产的最大障碍物”。

“教学做有一个公共中心，这‘中心’就是事，就是实际生活”[13]。在“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下，陶行知提出了对教材的要求，“我们要活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真的书，不要假的书；要动的书，不要死的书；要用的书，不要读的书。总起来说，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14]。由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断，陶行知对教材提出“以生活为中心”的要求，其最大目的是为了坚持以“实际生活”为“教学做”的中心。

陶行知还声明，“以生活为中心”的教科书是“不拘泥于文字之改变”的。他对此的解释是：“倘使真的拿生活为中心使文字退到工具的地位，从死、假的、静的、读的，一变而为活的、真的、动的、用的，那末就称它为教科书，我也不反对；倘使名字改为生活用书或教学做指导，还是一文字为中心，便利先生讲解，学生静听，而不引人去做，我也不能赞成。但是，如果能够做到名实相符，那就格外的好了。”[15]

2.3 好教材具有三种“力量”

陶行知认为教材编得对不对，好不好，有三条评价标准[16]，即（1）“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动作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干了一个动作又要干一个动作的力量”[17]；（2）“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思想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想了又想的力量”[18]；（3）“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价值的力量，看它有没有引导人产生新益求新的新价值的力量”[19]。这三条标准不仅是评价教材的标准，而且也是选书的标准[20]。

这三条评价标准分别对应了一种引导人的“力量”，这三种力量归结起来就是要引导人去“操作”、“思考”、“创新”的三种力量。

教材要有引导人去“操作”的力量。教学做合一”强调“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21]， “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22]。评价教材好坏的标准的第一条就是与“做”密切相关的。这一条也符合“用”教材的基本观点。如果教材符合第一条标准，具有引导人去“操作”的力量，那么“用”这样的教材，就有助于实现“教学做合一”。

教材要有引导人去“思考”的力量。对于“做”的定义是“在劳力上劳心”[23]，对此陶行知做了解释，“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是做，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也不算做，真正的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24]。陶行知指出，“我们做一件事便要想如何可以把这件事做好，如何运用书本，如何运用别人的经验，如何使得着一切工具使这件事做得最好。” [25]“教学做合一不但不忽视精神上的自动，而且因为有了在劳力上劳心，脚踏实地的‘做’为它的中心，精神便随‘做’而愈加奋发。”[26]“教学做合一”要求人用脑去思考，这就要求所用的教材要有引导人去“思考”的力量。

教材要有引导人去“创新”的力量。将第三条评价教材的标准对应的力量归结为“创新”，还不能准确地完整地表达陶行知先生的意思。其实，陶行知提出的第三条评价标准，至少还包括了三层含义，即“创造”、“探索”、“试验”。将这一标准归结为“创新”，原因是陶行知提出的这一标准强调了“新价值”， “创新”的含义与 “产生新价值”要表达的意思最为一致。

3 总结

综上所述，陶行知在“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下的教材观主要包括三个思想观点：第一，“用”教材，教材是一种“工具”，教材是拿来“用”的；第二，教材要“以生活为中心”；第三，好教材具有三种“力量”，即引导人去“操作”、“思考”、“创新”的力量。

以上的三个教材观，综合了陶行知在“教学做合一”理论下对教材的态度、要求、评价标准等。这些教材观，不仅在当时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而且对当前的教学也具有相当高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江苏生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南京晓庄师范陶行知研究室. 陶行知文集[M]. 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2] 童富勇，胡国枢. 陶行知传[M]. 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