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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商人去日本,日本乘机“捞”情报

(2014-03-05 1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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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巧

日俄战争

条约

年来

城市

分类: 历史随笔

                                 感谢《通辽日报》赵老师!

http://epaper.tongliaowang.com/res/1/1/2014-03/05/11B/res01_attpic_brief.jpg
                           日本神户商铺密集地“中华街”。

                                                          文/李晓巧

      自由贸易时代,尤其是在WTO体系之下,国家之间的贸易相当普遍,然而三百七十多年前,日本实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1635年,仅把长崎作为对外贸易的惟一口岸,而且,规定只有三个国家的船只可以进入,其中之一就是中国。

     很多清朝商人在长崎登岸跟日本人做生意,但是日本对于来日本的清朝商人有硬性规定:原则上每年来日本的清朝船只不能超过70艘。据日本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1648年至1688年,40年共接纳清朝商船1736艘。

     清朝商人到了日本,住在哪里?早期的清朝商人到日本后可以随意选择租住民间的房屋,但是,1666年,长崎官方要求清朝进港商人改行宿町制——即必须按照规定住在由街道安排的宿处,这样,日本政府既可以得到一大笔可控款项,还加强了对中国商人的控制,一箭双雕。但是,宿町制经常引起清朝商人与日本街道接待方的争执,以及其他伤风败俗的事情屡屡发生。于是,从1689年起到日本长崎的清朝商人都住进了由当地政府建造的唐人街,日本政府明文规定,凡是进入长崎港的中国人都要住进被围墙围住的唐人街里,这不是请客吃饭,是必须的。此后,其他的日本港口也都效仿。

     同治九年(1770年),日本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到中国递交通商签约的请求时,宣称:日本与欧美“泰西十四国订盟”,都签订了通商条约,中国商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很多,因为中国没有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所以清朝商人就常遭到欧美各国商人的排挤——因此希望清朝也与日本签订通商条约。同治十年(1771年)清朝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有史料认为,这是中国近代所签订的所有条约中惟一的一个平等条约。

    《中日修好条约》签订之后,清朝商人在日本得到了合法地位、权利,可以走出唐人街从事商业交往,并且通商口岸扩展到横滨、长崎、大阪、新泻等8个港口城市,当时在横滨的中国商人尤其多,1893年,横滨的中国商人有四千多人。时人黄庆澄的《东游日记》中,记述了当时日本的华商分为三帮:一是闽帮,一是粤帮,一是三江帮。其中,以“闽粤人早至,生理较盛;三江帮后来,人数寥寥”。但是,日本政府严禁中国商人进入日本国内地。

     清朝商人在日本从事哪些行业?1877年清朝人写的《使东述略》中,记述了清朝商人在日本从事的都是卖糖、卖棉花、卖水产等等小本经营。晚清时期,在日本经商的清朝商人以“三把刀”名气最大,即:剃刀(理发)、刮浆刀(裁缝)和菜刀(饭馆),此外,“华人经营的商业,七十二行俱备”,有杂货、粮食、藤织等等,但是,清朝商人在日本受到日本政府的不少制约,特别是甲午战后的限制更其明显。

     值得一说的是,清朝商人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起过很大作用。据《日本华侨经济》一书描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日本明治二十九年)日本对外输出额的74.2%、输入额的70%几乎都被华商把握。日俄战争之后,清朝商人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明显下降。

     清朝人去日本有的为做生意而去,有的原本并非想去做生意,后来却做起了生意。譬如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苏州商人程稼堂,为了避乱以及对于清政府的不信任,举家借经商的名义迁居日本。还有一个是太平天国起义者的后代广东人冯镜如,流亡日本后,在横滨创办了文经商店,与孙中山关系深厚。

清朝商人到日本做生意有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风说书”。两百多年的锁国,使得日本相当闭塞,在开国前后,急切地想了解外面的世界,根据老传统,他们最先关注中国。日本政府想到了从清朝商人的口中“掏”资料,这些资料中最重要的是“风说书”。

     所谓“风说书”是指,日本德川幕府时期规定,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人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这类报告统称为“风说书”,即“传闻”的意思。中国商人的报告叫“唐风说书”,也叫“清商口单”。如果清朝商人不配合提供“清商口单”的话,他们进日本港口的贸易就会受到百般责难,甚至遣返,在这种情形之下,清朝商人只能就范。譬如,1840年7月的清朝商人周蔼亭来到日本长崎即以风说书的形式向日本政府描述了中英之间从禁烟交涉到武装冲突的经过;1841年6月,沈耘谷、王云帆等清朝商人向日本政府汇报了鸦片战争第二年的新动向,并写了书面文件《英夷入寇去定就广风闻》;1852年,清朝商人杨少棠汇报了太平军初期情况,并且,还于1854年冬继续向日本政府书面汇报了太平军起义四年的的情况,等等。应该说,这些“唐风说书”对于日本认识天下大势,了解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实际情况,总结教训,制定自己的治国纲要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不仅要“大资料”,小细节也要。长崎的地方长官还派人向清朝来的商人做调查笔录,内容关乎清朝老百姓全方位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洗脸、走路、干活的一切细节,然后还找画工去跟这样清朝商人“聊天”,让他们描述清朝当时的生活环境、生活中的各种器具,然后一一画下来,回去整理、研究。从这些画的记录,以及“聊天”的内容、记录,能体味到日本人搜集情报的耐心、细致以及传统。

     为什么要搜集这些东西?日本因为自己封闭了两百多年,亟需开放时那种茫然无措而产生的焦虑,或者说是求知渴望,同晚清对于欧美包括宪政在内的种种知识信息需求的迫切,几乎是一个道理。于是,日本很希望了解当时的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日本对于收集情报的细致入微来看,甲午海战以及二战期间,日本的情报准确性与有效性也就不足为怪了。看来,日本人能把商场当成战场。http://epaper.tongliaowang.com/html/2014-03/05/content_943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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