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关人，苟平安

老海

被关精神病院6年多，被捆绑50次，被电击55次，两度逃跑，几度自杀……这一切，都仅仅因为进京上访。

徐林东，这名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县大刘乡的农民，现在，他是河南省一精神病院的“老病号”。据4月23日《中国青年报》，1997年，一家都是残疾人的邻居在宅基地纠纷一事上吃了乡政府的亏，好打抱不平的徐林东便开始帮写材料、跑上访、到各级部门反映问题。2003年10月，大刘乡政府将进京上访的徐林东从北京“抓”回来，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关起来。2009年12月7日，大刘乡政府又将其转移到漯河市精神病医院。六年多来，为确保将徐林东彻底与世隔绝，彻底让他失去人身自由，大刘乡政府坚持每月都拿出1000多元的公款向精神病院缴纳徐林东的“治疗费用”。

为什么要将人关进精神病院？因为怒其四处告状。为什么一关就是六年多？就是“无法治愈、不能康复出院的遥遥无期？因为恐其出院后继续告状。长治能得一方水土的久安，大刘乡政府未必懂得这个道理，但却懂得长关徐林东定能求得大刘乡及乡领导一时半会的苟安，所以，心一狠，就既关之则久关之。所以，徐林东也就被足足关了六年多。

徐林东为什么告状不是大刘乡政府愤怒的根源，徐林东是全乡出名的“老告状户”才是愤怒之源。如果权作换位以思，大刘乡的愤怒也不是不能“情有可原”。乡里出了这么个“告状户”，全乡的维稳工作就被“一票否决”，乡领导就会被上级部门大会小会批个没完，顶上的乌纱帽就很难说可以戴到第二日凌晨。不难想象，在“一切都要给维稳让步”的时代声音下，从1997年到2003年的六年里，竭力要维稳保稳的乡政府如何堪受得了徐林东带给大刘乡在名誉与工作上的“折腾”。不堪其苦，便会愤生怒起。愤怒一起，便要消灭苦根。人是不能消灭的，所以，就只得将人关进精神病院，使之“天生我腿跑不出，天生我嘴告不来”。

既要冒天下法律之大不韪，置公民于非法拘禁，还要为此月月往外掏钱。而这等害人害己的蠢事，竟然是政府所为。我敢打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或政府，都是无法晓喻中国大刘乡怎会这般蠢笨。

不管徐林东告状合理与否，徐林东的告状之举以及不远千里的“告京状”都是群众个体的利益诉求和表达，尽管进京上访的举动带有偏激，但也仍不属于违法。相反还是合法的。而大刘乡将人关进精神病院的做法却不是有法可依，而恰恰正是违法：公民的人身自由被强权侵犯、强制剥夺。一言蔽之，这个国家的公民人权被政府践踏了。

因为害怕徐林东给乡政府“找麻烦”，给祖国首都“添乱”，给乡领导镇领导县领导的乌纱帽“刮风”，竟然就以粗暴的行径压制上访，以野蛮的违法将人关进精神病院，且长六年之长。显然，大刘乡政府是“出师有名”的，扛的是维稳的大旗。“一切都要给维稳让路”到了大刘乡，就变成了“违法也要为维稳开路”。其实，以类似“被精神病”的方式方法来非法拘禁上访群众的恶性事件已经不是一起二起。这些年来一直行之无效却又持之以恒的维稳模式，是时候要重新审视了。

也许，在徐林东“被精神病”后的这六年里，大刘乡的告状现象的确减少了（试问大刘乡的乡亲，有谁不怕“被精神病”），各级领导的官位也得以平安无事，实现了长达六年的“人关押了，帽平安了”。但是，一万次政府依法行政建树起来的社会公正，也不足以给大刘乡政府一次违法恶径推到；一百年的长治久安，也不足以让大刘乡这六年“长关人苟平安”摧毁。

法治之路，我们国家才仅仅走过短短六十年，后头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还很任重道远。每当迈开大腿要往前，政府都该先扪心自问“我依法了吗”。唯如此，才能做到时时依法、事事依法、次次依法，才能走好今后的每一步。法治之路，也才会康庄快在前了。

2010-4-26   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