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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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10月1日,本是个大庆大喜的日子,七年前的这天,我的二姐离开了这个世界,多少年了,每年的这一天,二姐不能同我们同享国庆的快乐,总使我沉入万分悲哀和痛苦的回忆之中。
二姐自1937年农历6月16日出生后的71年中,基本是在困苦中度过的。
回忆起来,只有短短的童年,是欢乐、无忧无虑、天真活泼的。二姐比我只大4岁,比我懂事多了。我常与她打打闹闹,她总是以姐姐的身份,不和我计较,既没有打过我,也没有骂过我,处处呵护着我。妈妈却总是责备我,因我太顽皮。而我却大多常以妈妈重女轻男来反抗妈妈的责备。但二姐并不因妈妈的袒护而向我反攻。二姐永远是我的好姐姐。
1945年,二姐才8岁。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杀害了数千万中国人。这年3月,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也打到了我们山门,人们带着无比的仇恨,含着泪出走家园。我们在去东正舅舅家的路上,上百人在涌过大合石桥时,二姐被人流冲散,跌入了桥边的石水洞中。三月的河水,寒冷刺骨。她半截身子浸泡在水中,整整一个晚上。
我们走到舅舅家时,发现没了二姐,哥哥们沿路返回寻找,直到第二天才被发现。那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从石水洞中捞上来,脸皮暗黄,嘴唇青铁,毫无知觉,大声呼唤,也无反应,只有鼻孔中还有微弱的气流,我大哥急忙将她的湿衣换了,裹上干衣,从附近弄来干稻草,烧起大火,将她身子烤得暖暖的,慢慢地二姐苏醒了,睁开了眼,大哥心里沉重的石头落了地,生命得救了!
但后来,年复一年,左背部生疮,左边身体麻木,没有知觉,停止了发育,左手残疾,医生说是左边神经创伤,无法恢复。右边不断生长,背部逐渐隆起,身躯变成畸形,个子矮小,身子歪斜,走路时抬不起头来,右手也成了半残疾。
生活给她的是万般痛苦。从此,很难看到姐姐的活泼的身姿,很难看到姐姐脸上的笑容,水旺旺的大眼睛、美丽的圆圆的脸蛋失去了光泽。她看到周围的同伴天真活泼,无忧无虑,她总是避开,躲进屋里,暗暗落泪。全家人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爸妈做了最大的努力,长年来,她不知吃了多少的药,用中草药洗澡,都无济于事。爸爸、妈妈及我们兄弟姐妹长期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日本鬼子夺走了二姐的健康,夺去了她的欢乐,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终生的不可治愈的伤疤,也给我们全家所有人的心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和满腔的悲愤。
而二姐终究没有被悲惨的命运所屈服。读小学是那样的认真,成绩是那样的好。然而,仅只读了小学就辍学了。残疾人读书能有多少前途呢?在五、六十年代,她曾做过生产队的记工员,认真负责、细心,受人好评。
在漫长的岁月中,她用残疾的手,扯猪草、挖圷、锄草、割禾等,干着各种农活;得闲时,就缝衣、做鞋、纳袜底或补衣服等。不知克服了多少难以忍受的困难。在队里,正常妇女出勤每天记六分工,她做事尽力,任劳任怨,也能记五分工。几乎每天出勤,每年要作一百多个劳动日。不仅以自己的劳动,自食其力,而且,到父母年岁大了以后,三个哥哥早已成家分居,她成了小家庭的主要劳力,为我们兄弟姐妹赡养父母,做出了自己的惊人的贡献。
自然我和二姐同爸妈生活。自我懂事的时候起,随着父母年岁的增大,心思就越来越沉重起来,父母亲有能力继续供我读书吗?我读的大学是师范,这是我报考大学的唯一选择。因为读师范,自家不需要过多的钱,基本是国家负担。但总是要消费的。是姐姐天天出工挣工分、扯猪草,帮妈妈每年喂两头猪,解决我学习的后顾之忧。我能顺利读完大学,与姐姐艰苦劳动是分不开的。
我读高中在离家两百多里的邵阳市二中,读大学是在长沙,每次读书放假回家,看着二姐的残疾样子,总有着说不出的沉痛和心酸。
年复一年,二姐到出嫁的年龄了,父母亲想让二姐出嫁,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将来好有个依靠。也有好些人说媒,但一次又一次地被二姐拒绝了。她有一颗水晶般的、纯洁的、善良的心,怕出嫁后,自己成了人家的累赘,害了人家,宁愿自己艰难地生活;也由于她的自尊,怕人家看不起,要自立自强,长年任劳任怨地劳动着,要自己养活自己。
她做工时,或割禾,或锄草等,因手握不紧镰刀、锄头,常常用绳子把手臂同锄柄、镰刀绑起来,因而也常常把皮肤擦伤,出血,钻心的疼痛。经常见他多处贴着胶布,在艰难中,顽强地挣扎着。
81岁的父亲在1974年离开了人世,她同母亲一道生活,妈妈在家煮饭炒菜做家务,她到生产队出工,每年都挣一百多个劳动日,养活自己,母女相依为命。1980年,84岁的妈妈也去世了,她就一个人生活,托着残疾的矮小的身子,照样在生产队出工,夏天不畏严热,冬天不畏严寒,那么坚定,那么顽强,那么早迎朝阳,晚踏霞光,默默地生活着。
别看她是残疾人,但她做的农活,是很出色的;做的针线活,也是很出色的。谁能看得出来,她做的各种活,是出自残疾人之手呢!
父母亲去世时,对我们兄弟姐妹,除了她,都很放心,那时我的大姐早已出嫁,三个哥哥和我也早都成家立业了,家景也都好,没有什么牵挂。但唯独放心不下的是二姐。去世前,总要再三叮嘱我们兄弟嫂嫂,好好关照二姐。我们都牢牢记在心里,都同是父母心上的肉,欢乐和悲苦都是相通的。只是我们有的在外工作,不能更多地陪伴二姐。
二姐对自己的一切事情都料理得很好,还关心着兄弟们。有一次,我拿着牛奶、白沙糖和猪肉去看她。她告诉我:“二哥害病多天了,尽管有好转,你还是去看看他吧!”我说:“我早不知道,拿什么看呢?”她说:“你就把这罐牛奶拿去吧!我向来不太喜欢喝牛奶。”其实她自己的身体很虚弱,却还关心着二哥的身体。
她要自食其力,打算即使离世后,也不加重我们的负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节衣缩食,她就为自己做好了棺材、打好了墓碑、缝好了寿衣、寿鞋、寿帽。为自己的后事安排好了一切。她顽强地坦然地生活着,正视着、毫不畏惧地面对死神的到来。她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一个真正主宰自己命运的生活的强者。她闪亮的崇高的精神放射着耀眼的光辉。是我们每一个健康的人都为之逊色而感到望尘莫及。
2007年10月1日,二姐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在艰难困苦中带着残疾的矮小的身躯,度过了71个漫长的春秋。
二姐一生的悲苦,终生的灾难是日本帝国主义造成的。在父母去世后的近三十年里,一个人艰难地生活。八十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她把两亩多水田转包给人家,每亩300斤谷,解决了吃饭问题,自己种些菜,俭朴地生活。到了九十年代,劳动力大多南下打工,水田无人承包了,好心人承包也只出100斤一亩,为之耕管,生活陷入困境。
年岁大了,到了晚年,我们兄弟,她的侄儿、侄女,亲戚朋友,都是带着忧伤的心,真诚地帮助着她。身体的残疾、心灵的创伤,是无法挽回、无法清洗的,我们只是从物质上给予帮助,让她不为衣食住行、油盐柴米所困惑,以减轻她精神上的痛苦,得到安慰。然而,她考虑的却还是我们,还是那么勤俭节约,把我们给的大部分钱,都积攒起来。
她去世后,当我们清理她的遗物时,发现她放在寿衣里的遗留的钱包存有近万元之多,无不为之震惊而热泪盈眶,钱包得是那样的严实,数目是那样的清楚,一点一滴都有记录,把我们所给的钱,几乎全部还给了我们。这包着的已经不是钱,是一颗不能用金钱衡量的纯洁的、闪亮的金子般的心,是一种自立自强的光辉精神。钱包准备的就是用于为她送终的钱啊!她清清白白来到世上,光明磊落一尘不染离开人世。
他生前的事迹,及对去世后的安排,传遍了大合村。她的精神的火花、思想的火花、道德情操的火花,自主自强的人格,已成了我地为之骄傲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了我们全村令人敬佩的人。她是一个极为平凡的人,却又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她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恶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