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达摩为何东渡才能修成正果
对“佛”有了一定程度了解的人会知道，佛教说到底，它不是哪种“教”，而是让人明白自己的根源、从而使自己的灵魂不断净化与超脱的过程。“佛”的本质和根柢其实在于人自身的觉悟。中国很多古典小说里都有因果业报的警戒。《金瓶梅》里的因果是放在表面的，它同“佛”一样，在因果的面纱后面，潜藏着唤人觉醒的本义。所以，当对人生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的人去读它，就会觉得巨大的震撼。如同一位学者孙述宇所说，《金瓶梅》，它以高度的写实主义，展示了一出“平凡人的宗教剧”。人何时能够觉悟？每个人觉悟的时候是不同的，所感受到的觉悟的程度也不同。
当然，很多人终生也没有觉悟，这在佛教上叫做“痴”：终生痴愚不觉如在梦境之中。但按照佛的原理，人的觉悟一定是在他深深知道了生命之苦这一事实之后。一个人永远觉得人生是无限欢乐、无尽风流，他大概不会、也不愿去觉悟。他不相信人还会有终于有一天忽然觉悟了的时候。《金瓶梅》里的人物，大都没有觉悟，觉悟了的也是觉悟得那么迟，那般吃力。他们是芸芸世俗众生的代表。第一女主角潘金莲是不会的了：在这个女人身上，没有人间一般妇女多少都有的柔情，更不用说很多女人有的痴情的毛病。这是个终生被人类最原始的情欲紧紧攫住了的女人。从这种有着可怕力量的情欲出发，她自始至终生活在对它的不断求取、贪婪、追逐和因此生出的各种嫉妒、忿恚之中，没有一刻歇停。她的心腹丫鬟春梅对她说：“人生在世，且风流一日是一日。”而其实这种“风流”的代价是很苦的，因为情欲本身就是很苦的。她不是没有尝过“包三十个角子”苦等西门庆来、在大雪夜里独自掇弄琵琶的滋味，可她更多、多得多的时候，如烟花炮仗般噼噼啪啪爆发着一股普通女性身上难觅的生命活力：她日日不自觉地“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做张做致，乔模乔样”—而这都是为了什么？她是情欲这头野兽的忠实顺从者和共谋。她的人生原本有很多启人觉悟的机会，她自小就品尝了好些人生黄连树上的果子：她幼年丧父，九岁被卖与王招宣府上学弹唱，十五岁又被卖与张大户作奴婢，被大户收用后，又被无偿卖与一个粗人。可以说，她在命运的一手操纵下，过的是屈从流离的生活—这也使人们多了对她的一些同情。因此她也好强，可她从没为人生感到过忧伤。她终生只为情欲忧伤。在那场历史性的挑帘的好戏拉开之后，她的机会更多：且不说西门府上的苦更恼人更复杂（她也曾因此陷害逼死了人，最后她经历了最戏剧性的人生惨变），单说在她那些寻欢作乐的日子里，也曾有过难得的好机缘：因为大娘月娘好善信佛，于是这个富裕的家庭就经常请姑子来讲些佛教故事、唱唱宣卷。
当然，姑子本身也是世俗得厉害的姑子，可是，那群花团锦簇的美娇娘也如最平常的世人一样，听了等于没听。金莲更甚，她叛逆似的完全不信有什么神什么佛，她的生命显现出一种粗粝的本色。可是，我们不知道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有时他给她安排的情境具有何等的美学意味与启示性：比如有一次，作者写她“从打发西门庆出来，直睡到晌午，才扒起来”（张竹坡旁批曰：一语写尽狂淫），到后边去，正遇上姑子在演诵《金刚科仪》。这次要数《金瓶梅》里最盛备的一次佛法演唱了，王、薛两姑子与妙趣、妙风两徒弟悉皆参与，有唱有白、有问答、又有佛号，感染力应该丝毫儿也不差。潘金莲在刚刚经历了一场电光石火般的生命狂欢和虚空、醉淫饱卧之后，迎头就撞上了姑子的高唱：“盖闻电光易灭，石火难消。落花无返树之期，逝水绝归源之路。画堂绣阁，命尽有若长空；极品高官，禄绝犹如作梦......苦苦苦！”……假设这时走来的是贾宝玉，我们想，恐怕他就要当场痛哭了。当然，《金瓶梅》不会这样轻易。为什么写宣卷而从潘金莲写起，为什么让我们跟随金莲的脚步进入讲经现场，这是恰巧还是作者费心设计，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一幕人生极苦与极乐在刹那间的强烈对照，却多像来自上天的一记棒喝啊。然而我们看到，潘金莲不但丝毫没有感受到这声棒喝，她还表现得比旁人更加不好一些：她在“不住在旁先拉玉楼不动，又扯李瓶儿，又怕月娘说”，终于惹得月娘反感地道：“交他去了，省的他在这里跑兔子一般。原不是听佛法的人！”《金瓶梅》的深沉，就深沉在这里。它设身处地地描写普通人、那些说不上什么才情慧根的、冥顽不灵的世俗大众的反应，因此它也才叫做“平凡人”的剧。它不是诗人们写出的娇弱如花儿般的小说，它一定是接受了结结实实生活的深深浸润的人才写出的小说。因此，它的质地如生活本身一样纷繁浑朴，又如生活本身一样让人无奈，叫人不知说什么好。西门庆至死没有觉悟。他没有悟出福善祸淫的朴素道理，更不要说觉悟出“色”、“空”的人世大梦。
很多人都愿意把西门庆看作是一个可恨至极的恶霸、流氓，而其实同《金瓶梅》里其他许多人物一样，他与最大多数的我们并无本质的不同：一样的见解平庸、慧根浅陋而又意志薄弱。他也有我们都有的自然可爱人性，比如他对瓶儿的痴情，他对待朋友也不吝啬。只不过他贪财好色的心似乎比我们更厉害，又会耍手段、谋财势，可以肆无忌惮地实现他的欲望罢了。我们不妨换位想想：假设我们一出生就同他一样，家境不错，没读什么书，又没人管着我们，又生活在那样一个价值解体、道德失效的糜烂时代，又外有应伯爵挑唆、潘金莲招惹，我们难保就是他（因此文龙曾评点说“人皆可以为西门庆”）。甚至可能不比他更好些：看看当今社会就知道了。先有了这样一些同情和了解，再去打量他，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从一开始，他身上也未尝不带着生命之哀的阴影。我们惊奇地发现，在《金瓶梅》里，他的出现仿佛是横空出世：虽然笑笑生也给了他一个置身的朝代和地域，乃是“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然而，他被抛在这个小宇宙里，却是孤身一人。他原有一个父亲“西门达”（“达”即“达达”，便是象征性地表示他也有父亲罢了），可是双亲很早死了。于是，他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死时又无子嗣，也就剩他自己一人（他的那些妻妾、朋友不过是些热哄哄来、冷飕飕去的“身外人”）。换作另一个更为多情的人，恐怕又要痛苦地大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连批注者都说“不知西门庆何乐乎为人也”。可对现实的西门庆来说，远非如此。他既作为平凡人的代表，也就有着一副一似潘金莲的粗粝乐观的秉性。于是，我们看到，幼年的失怙对他反而像件好事似的，因为从此他也就再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了。他逐日学些拳棒，热爱赌博、下棋、眠花宿柳；在人间，一派欢天喜地的生活就无所依傍地展开了。因为这一切无所依傍，所以后来的加官得子、一路骄狂也就“热得可笑”。因为热得可笑，最后冷也就冷得彻底。一热一冷，便是空空如也的人生。可是靠他自己难以觉悟，因为他正是体会不到这种人生的本质。人生之苦的本质，俗世凡人就算平时看不见，上天也会公平地在一个时刻提醒我们：那就是死。死意味着大限，意味着从前一切现实追逐的结束，意味着一场空。有些人自己不觉得，其实正是在这个时刻才幡然醒悟了。这个，我们从他们的临终遗言就可得知。
在那个时刻，很多人用尽最后一口热气所吐露的，他留恋的眼神极力搜寻的，已不再是生前那些迷住他的眼的东西了，而是其他一些更真实的东西：亲人或者真情。我们看到，西门庆死时，也有常人的这种回光返照。他“一手拉着潘金莲，心中舍不的”，又嘱咐月娘“你姊妹好好待着，一处居住，休要失散了，惹人家笑话”。我们听着，也如同听着哪怕哪个不相识的人说这些话，不禁“同此一付眼泪”。可是，这些情分又只占得了多少呢？他还有更多令他牵肠挂肚、恋恋不舍的东西，那就是他的那些铺子、账本、还有人家欠他的钱财。这些，他在脑子里时时记得一清二楚：五万，六千五百两，五千两，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本利三百四十两……如果我们觉悟的关键可以用一句“看得破、放得下”来概括，那么西门庆，这个我们固执众生的代表就说明了：因为至死看不破，又哪里去寻“放得下”？他又恰恰不是多情之人。有一句话叫做“多情即佛心”，大意是说佛因为想要超度众生，所以乃是最多情之人。
我却一直直觉地这样理解：因为世间最强烈、最眩人眼目的无过乎“情”（佛教里面也叫“色”），而情正是生死轮回之根、生命痛苦之源，它虽然无常虚幻却极具诱惑、令人贪迷，因此，一旦把“情”看破（即破“情执”），便容易看见它的对立面和本质：“空”，也就容易接近佛的核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偏偏是那些最为敏感深情的人（比如贾宝玉，比如弘一大师），反而更早地遁入空门了。这种“色”与“空”之间的挣扎和勘破，虽然痛苦，但对人由世俗生命向超越境界的提升来说，却极为可贵。白居易有一首诗说道：“自我向道来，于今六七年。炼成不二性，销尽千万缘。唯有恩爱火，往往犹熬煎。岂是病无效？病多难尽蠲。”就是描述这种痛苦而可贵的挣扎。一般人没有这种“色—空”之间的挣扎，大概因为一是看不见“空”，二是其实“情”也不够多。世人往往只爱享受一点浅薄的纯情恩爱罢了。在这点上，我们与西门庆没有多少不同。西门庆的“情”主要体现在李瓶儿身上，瓶儿死的那一幕，我们似乎看到了这个人前所未有的真情：他刀剜心肝似的哭着“疼杀我也，天杀我也！”“我的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好几天吃不下饭；日后他看人家唱戏唱到“今生难会面”，又止不住地落泪；宴会上，他也叫人家唱个怀恋曲儿“洛阳花，梁园月”，有时甚至他还在梦里梦见她。然而，他的情还不够。因为在他的“情”里，缺少一件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怜悯。他对瓶儿的死，像常人都有的本能反应，一时痛是痛了，然而却没有一丝反省和悔恨。他不去想正是自己自私的贪欲伤了她，更不去想正是因为他最初的贪财好色、共同逼死花子虚，才给她带来终生的心理负担促她死亡。反省、悔恨是心灵的净化，而要进一步从中看到作孽、徒劳和虚无一场，就是心灵的觉醒。我们要感叹，《金瓶梅》的作者是有着一颗多么深沉而又细致的心，前面他给了潘金莲一次绝好的机会，现在又来启发西门庆了：他写有一次雪后，西门庆歪在床炕上眠着了：“王经在桌上小篆内炷了香，悄悄出来了。良久，忽听有人掀的帘儿响，只见李瓶儿蓦地进来……二人抱头而哭。西门庆便问：‘姐姐，你往那去？对我说。’李瓶儿挣脱，撒手，却是南柯一梦。西门庆从睡梦中直哭醒来，看见帘影射入，正当日午，由不的心中痛切。”梦、痛哭、日午、帘影，这些事物组成了一番多么叫人承受不了的情境，又是多好的澡雪心灵的机会，可惜西门庆啊，他像我们一样害怕心痛。他躲避着这种痛切的感觉，赶紧走开了。这里，我们还可以穿插讨论一个关于道德的问题。撇开西门庆的贪财不谈，单说他的纵欲，我们退一万步，假设他是一个更为性灵、更为多情、能够深深体会到人生之苦的人，那么，他表面的行为会不会就有所收敛，就是说，能不能趋向社会的道德理性？恐怕不会。
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中，我们看到不少这样的例子。在一部日本小说《源氏物语》里，主人公源氏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性灵而放浪形骸的人。我们当然可以用日本的“物哀”之类而不是道德的眼光来看待他，但单论道德的话（文学形象固然是文学形象，但这样的行为恐怕到哪里都算不上是道德），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说：源氏之所以如此纵情任性，恐怕还是由于他的“怜悯”之心不够深厚。他自己的心底是时时充满着“色即是空”的悲哀，他也似乎很以这种悲哀为美，但他却不会去想他给恋人们一路带来的却是更加浓重的悲哀。他的行为，造成了人生悲哀的无尽扩散。因此，也可以说，其实怜悯之心外化出来就是道德。我们也就更加知道“怜悯”这一特质在“情”里的重要性。我们还知道一个很显著的现象：佛教到了中国以后，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宗教修行与人间的善恶结合了起来，而且，儒家的道德伦理也成了人间善恶的标准。现在，从大乘佛教深广的悲悯情怀来看，我们就明白了：因为超度一切世间苦难，不但先要自己觉悟，更要超度自己以外的众生。而要超度他们，我们又怎么还愿使他们陷入更深的世俗纠缠、更无穷无尽的因果之中呢？（《楞严经》上说：“我怜汝色，汝爱我心，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世人之情，本于贪著，菩萨之情，本于慈悲。所以，说到底，道德理性乃是与佛的至大悲悯融为一体的，佛教在中国的这种转变其实也是必然的。这时我们觉得，《金瓶梅》的最后，普静法师把“孝哥”度化为“明悟”，似乎就隐含着这种把人间之善提升为灵魂觉悟的期望，就如张竹坡评点所说：“酒色财气，不净不能明；不明又安悟？既然明悟，又安能不孝弟？”西门庆和世俗人们一样，道听途说地以为自己知道一点佛教知识。月娘劝他“没搭煞贪财好色的事体少干几桩儿”，你听他说道：“你的醋话又来了……却不知今生偷情的，苟且的，都是前世分定，姻缘簿上注名今生了还。难道是生剌剌，胡诌乱扯，歪厮缠做的？”旁批讽刺他道：“此意误尽青赤。”我们且不说他如何误会了青赤，单说他既是知道“前生分定”“今生了还”，却又如何不知还有一句叫做“冤冤相报”？今生了还是了还了，那今生所作之业，来生当如何？循环下去，何时是个终结？一个人果真明了因果，生了悲悯之心，恐怕断不会将此孽业继续下去了。
如果说“多情即佛心”一方面指“多情”引向人自身的自觉，那么另一方面不妨说，“多情”之中的深厚悲悯乃是志向超度一切众生的大乘菩提之心。后来，《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这位才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由色到空”、由俗人而觉悟的典范：一个人，如果他原有一定的“慧根”，加上善于感受人生的残酷悲哀，再看懂了“佛”的稍加指点，他也就离佛门不远了。可西门庆，他几乎一条也没占到。他自己不会去努力醒悟，然而上天并没有抛弃他，上天仿佛在每人眼前都安排了许多佛光闪现的机会：且不说永福寺就在近前，长老道坚还与他相识，两个王姓、薛姓姑子又时常跑到他家里，甚至有一次他听了僧尼的一番话，也不觉“动了一片善心”，于是拿出银子来替他们修造佛殿和印经。可是，就如这些僧尼本身也早已变成贪财好利之徒一样，西门庆的“善心”更是萌发于他炎炎私利的心田之中。打动他的，原是世俗宗教里常说的那些“高官厚禄”、“金阜银山”、“封妻荫子”之类的许诺，他施舍一些金钱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将他放肆的人生更加顺利地进行到底。
中国文学的历史上，似乎还从未出现过这样一位狂妄得如此生动的市民形象：“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侭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金瓶梅》里还有一位关键的僧人：梵僧。那梵僧真是位与众不同的僧：只见他形容古怪，酒色齐行，似乎是个全无佛门规矩的无赖。然而，他十分不凡。他禅定的时候，连西门庆这肉眼俗胎都能看出他“必然是个有手段的高僧”。当然，西门大官人看他好手段，就代表我们如何看佛家：他赞叹是赞叹，却倒也不羡慕，只便是他是他、我是我罢了。非但不敬羡，他还比我们更大胆：他不去向他请教涉渡苦海的良方，倒张口要讨一副助恶补贪之药。那僧人方便施法，无不应承。那药倒也是效果非凡之药，可声色欲利本身就如同膏火，西门庆终于在一场被这药挑旺的熊熊欲火之中丧掉了性命。这药，正助他提前完成了他人生的因果。梵僧者，究竟何许人也？我们面对着令人心酸的西门庆之死，耳边不禁替他回想起当初那僧人屡屡叮嘱的一句话：“不可多用，戒之！戒之！”，同时，我们眼前又浮现出后来一面叫做“风月宝鉴”的镜子：一位跛足道人也是叮嘱：“只可照背面，不可照正面！”—难道就是说，人生的大道理，其实上天早已借这些佛踪道影预先告诉我们了？佛教里有位布袋和尚，又有许多佛菩萨化身的故事，这位邋遢梵僧，亦何尝不可作如是观？你听他宣明“非人不度，非人不传，专度有缘”，俨然是一位化身。原来，罪恶如西门庆，竟也有如此法缘，只可惜呵，他哪里认得出这法缘，他只认得世间的种种孽缘罢了。佛甚至在他死后还给他机会：佛没有像很多人期望的那样让他下地狱，而是让他继续在人世投胎。这一方面固然来自佛和作者的无上慈悲，另一方面，它似乎又再一次地向我们暗示了佛的本质：对于人来说，因果业报只不过是外在的惩罚，人的根本希望，还在于他在人世间的自我觉醒。至于月娘，她的好佛更多的是作为一条线索，将整个大故事发展下去。她代表了那些本能地想做个好人、有着向善愿望的人们。她爱听成佛、升天的故事，可她也只是有口无心。评点者还不无偏激地说她“自是僧尼一流”罢了。不过，小说总得有个结束，作者的心意也总得有个交代。
所以，在最后一回，当那位普静法师代替作者和佛祖高叫问道：“你如今可省悟得了么？”的时候，月娘还是代替我们和天下后世万万人答了（以表示我们还有希望）：“适间一梦，都已省悟了。”这是个理想的结局，而其实，我们这些顽固的芸芸众生，比起那位只会点个曲子名“叹浮生有如一梦里”却并不晓得“词曲中滋味”的老太监，又能好到哪里？因为我们的不晓得滋味和顽固，于是小说里有了一座寺庙，叫做永福寺。永福寺，它从一开始就出现，又在第一百回成了所有故事的了结之地。这座人间的祗园精舍，西门庆遇梵僧于此，因此也可说西门庆与瓶儿终死于此；月娘重逢春梅于此；玉楼祭金莲于此；孝哥最后又度化于此；这座寺庙里，埋葬了潘金莲，又埋葬了陈敬济，还将埋葬更多的人……这座永福寺，真乃是“生我之门死我户”、“众水归源之地”。
我们自己还茫然不知：我们迷恋着人间一次次成、住、坏、空的轮回，从五光十色的梦幻泡影里啜饮着贪嗔痴爱那些有毒的露水。我们在某个懒洋洋的春天里，跟随月娘众人一起，远远看见永福寺，还纷纷赞叹“好一座寺院”；我们走进去游玩一番，出来后还继续做我们无边的春梦。于是，自白马东来，在我们这场尘世大梦里，在佛祖那漫长的等待期望里，永福寺也就永远矗立在南门外，于清明时节的烟雨之中，世世代代在我们耳边响着隐约的、若即若离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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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1 08: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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