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的文人自嘲

       沈明明

钱钟书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为数不多值得敬重的文人。他的文字内敛而犀利、深邃而幽默，更不用说他贯通中西的渊博学识。在那史无前例的特殊历史时期，他也受到冲击，沦落到在“五七干校”收发室里收送信函报刊。与同时的许多文人相比，他对自己的遭遇很淡定，几乎没有抱怨。同时的文人在流泪创作“伤痕文学”的时候，他在老骥伏枥专心致志地写作《管锥篇》。他一生与时政保持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内心安静，宠辱不惊。读着他的文字，就像面对着一面镜子，可以清楚看见自己的模样，尤其是文人的模样。当然，这些形象里，也有钱老本人的影子。这些文字，许多是钱老用以自嘲的。自嘲，需要自知和勇气，它是自我反思的自信表达。

钱老成名后，追捧的粉丝不少。一般来说，出了名的人是很爱惜自己的名气的，并且会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名气去做一些没名之前做不到的事情。而钱老却不是这样。举几个例子吧。1991年，全国十八家电视台联手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老为首选的三十六位名人之一，这本是绝好的名利双收机会，意外的是，钱老谢绝出镜拍摄。他拒绝的理由很简单：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那就够了，何必要去看看那只下蛋的母鸡呢？还有一次，某学术单位筹备召开“钱钟书先生学术研讨会”，筹备组上门拜访钱老，礼请其赏脸参会。钱老照例拒绝，并建议不要开这样的会。理由是：这样的研讨会其实就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开一个不伦不类的会！

他总觉得文人还是踏实些好、低调点好，不要急着成名成家，弄不好是自取其辱，“自掘坟墓”。钱老擅长喻比，原话是这样说的：考古学提倡发掘坟墓以后，好多古代死人的朽骨和遗物都暴露了；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暴露了。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假如作者本人带头参加了发掘工作，那很可能得不偿失，“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

重复一遍：“被发掘的喜悦使我们这些人忽视了被暴露的危险，不想到作品的埋没往往保全了作者的虚名……‘自掘坟墓’会变为矛盾统一的双关语：掘开自己作品的坟墓恰恰也是掘下了作者自己的坟墓。”多么幽默而犀利的警告！“被发掘”之重现天日很是一种喜悦，引来四方瞩目，这是一种终成正果的精神快乐，但是，原形毕露的危险就在其中。因为，“被发掘”者必然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接受不同目光的推敲甄别，毕竟很多是浪得虚名，经不得甄别的。与其如此丑陋裸奔于众目之下，真不如掩盖深藏捂住丑陋，这也算是对被发掘者的一种“保全”。钱老补充了一句幽默：“对于丑女人，细看是一种残忍，除非她是坏人，你要惩罚她。”

文人是很重视文凭的，之所以重视，钱老是这样解释其中的理由：“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文凭跟文凭相比，国产的“含金量”似乎不高，最好是“海归”的，于是争抢着去拿洋文凭。钱老讽刺说：“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港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才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成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钱先生本人虽是“海归”，但他反对媚外。对于那些自我轻贱崇洋媚外的，他评点得非常尖利：“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喜欢中国话里夹杂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除了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别的新意全无。”

对于媚外，《围城》中，有一段文字非常具有讽刺意味：

方鸿渐还想到昨晚那中国馆子吃午饭，鲍小姐定要吃西菜，说不愿意碰见同船的熟人，便找到一家门面还像样的西馆。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外，面包、牛肉、红酒无一不酸。

喜欢空发议论，更是一些文人养成的恶习。钱老调侃道：“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有一个词，叫做“不着调”，批的大概就是这类人。沉浸在玄思空想中，徒有花哨形式，缺失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是这类“文化人”的客观写照。

于是，钱先生警告说：“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