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在平壤吃冷面

商子雍

1997年5月，我率西安市文化代表团出访韩国期间，一天去参观汉城的国家电视台。在那座雄伟建筑的大厦里，发现不少人围着一张告示在默默地观看。找来翻译打问，才知道告示上公布着如下内容：“让我们每个人都节省一顿午餐，去救助那些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北方同胞……”当时，有关朝鲜连续几年严重缺粮的消息中国大陆传媒尚未披露，所以面对着这张告示我所感到的就只能是震惊、是困惑、是不解。尽管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作怪（也许还应该加上朝鲜官方多年来的习惯性表述，即“美帝国主义的破坏”），但不管怎么样，在繁荣、富裕的朝鲜半岛南半部，突如其来地遭遇来自这个半岛北半部的坏消息，实在是不能不让人在愕然之余又摇头叹息。

几年过去了，朝鲜的灾情是否已经缓解？那里的百姓如今生活怎样——要知道，任何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动乱或经济上的灾难，受害最深者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2000年夏天，在随一个艺术团参加北京国际合唱节以后，乘火车经由沈阳、丹东前往朝鲜访问，于是，满怀着对这个神秘国家的好奇和对那里老百姓生活的关切，我踏上了旅途。

中朝两国的分界线在那座横跨鸭绿江的铁路大桥正中央，也就是说，这座大铁桥中朝两国一家一半。车过鸭绿江，但见属于中国的那一半油漆一新，而属于朝鲜的那一半则锈迹斑驳。至于朝鲜的边境城市新义州，比起我们的边境城市丹东来，就只能算是一个小镇——并且是那种不发达的中国西部小镇。为等候入关安检，我们曾在新义州火车站的贵宾休息室小憩（说是贵宾休息室，其实也艰苦朴素得可以），那里的小卖部只摆着寥寥数种食品，且大多是中国货。我买了一罐可乐（系位于北京市大兴县的一家灌装厂出品），价格是人民币6元多，太贵了。看来，由于自然灾害、以及美帝国主义破坏这种官方发布的原因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在朝鲜至今尚不曾被彻底克服。

朝鲜的铁路设施太过破旧，加上运行过程中又不断停电，故而新义州到平壤的不到300公里路程，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竟然从中午12点到晚上12点，用了整整12个小时才走完（我曾就停电问题向前来新义州迎接我们的朝鲜翻译询问原因，他的回答十分规范：“是由于美帝国主义不让我们朝鲜搞核电。”）好不容易车到平壤以后，下榻的青年宾馆高达30层，大堂也相当气派，据说是前几年为举办一个大型国际活动（好像是青年联欢节）专门修建。可一旦入住，才发现它多少有点儿“中看不中用”——一是不时停电，害得住在10楼的我们每次乘坐电梯都提心吊胆；二是设施差劲儿，最典型的例子是洗手间里居然没有地漏，一个澡洗下来，溅到浴盆外的水在地面上积了足有1公分深，于是我只好用浴巾一次一次地蘸起地上的积水拧到浴盆里去，让人哭笑不得。

近一两年来，朝鲜缺乏食品的情况在中国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所以此次出访，我们就做了一点儿准备，差不多都带了些方便面、饼干什么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多此一举。青年宾馆为我们提供的一日三餐数量相当充足，欠缺之处在于菜式单调且一成不变，制作也距精美二字相去甚远（但餐厅里的服务却确实不错）。于是三几天过后，让人未免就会像当年那位梁山好汉李逵一般，发出“嘴里都淡出鸟来了”的慨叹。一天晚上无事，几个人去宾馆的商品部转，在寥寥无几的那么一些食品中买了一瓶朝鲜白酒和几包山东出的油炸花生米（每包90克，售价人民币8元，比国内贵3倍）回房间消受。花生米不错，酒却难以下咽（很可能不是酒的质量问题，而是饮食习惯使然）。无奈之余，有人提议：“朝鲜冷面不是很有名吗？咱们问问哪儿有卖的。”赶忙与宾馆前台联系，答复是“外汇食堂有售”。可外汇食堂又在何方？朝鲜好像是一个采用比较原始的手段来进行分配的国度，偌大平壤，非但没有那种灯红酒绿的商业区，甚至连商店、餐饮店也十分罕见。再者，一到夜晚，路灯全无，更遑言霓虹，叫我们如何去寻找卖冷面之处？大家决定，还是等第二天晚上，请一位朝鲜朋友带路再去找冷面吃吧！

第二天傍晚，两位朝鲜翻译，再加上我们五条中国汉子，一行7人浩浩荡荡摸黑向冷面店进发。那是一个从外面根本看不出半点饮食店特征的位于三楼的所在，营业面积不大且光线暗淡（就这，在我们就餐期间还停了一次电），简陋的桌子上铺着花塑料桌单使我们油然回忆起自己国家的七十年代。让人多少有点儿意外的是冷面店里配备有卡拉OK，一位朝鲜中年男子自得其乐的演唱让人不禁要感叹：任何一个国家，哪怕它再贫穷、再落后，那里的人民追求快乐的欲望，也是无法压抑的。我们要的冷面很快端了上来，碗筷均系铁制品，尤其是碗，形状一如旧时中国剃头担子上的洗脸盆，十分有趣。临来平壤前，我特意在北京一家名曰白魁老号的名店吃了一碗朝鲜冷面，两相比较，还是平壤的冷面好了许多。具体来讲：狗肉烂香，酸白菜地道，荞麦面条又光又筋，汤里还加了冰块，使冷面愈发名副其实。美中不足的是价格嫌高了些，卖到了近40元人民币一碗（北京的价格是6元一碗）。饭毕结账，朝鲜翻译很有风度地表示要做东，我连说不可以。于是，由他们先付了60多元朝币（我们吃冷面之处不是外汇食堂），我再按1朝元等于4元人民币的比价付给他们（中朝两国货币的官方比价是多少，我不知道，听说人民币的价值应该较1比4高得多，但我们在朝鲜的消费，却全是按这个比价结算）。先掏出两张“幺洞洞”和一张“五十铃”递过去，又开始在钱夹子中找零币。朝鲜翻译说：“算了，不用再给了。”我想，反正只少给了他十几元人民币，这样也好，就算我们双方实行了AA制，吃了一餐中朝友谊饭吧。

2022年5月1日又及：这篇短文，写成后在《深圳青年》首发，当时，这家杂志的稿费可能是全国最高的，2000多字的文章给了小1000人民币，于是，除过在平壤请大家吃冷面的那200多元钱，还有余力请一同赴朝的七八位女士、男士，在朱雀门里一家叫万紫千红的陕派粤菜馆子大吃一顿，不亦快哉！

还有一些经历，当年写这篇文章时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不妨补充到这里——

去朝鲜以前，对那里的穷，已经有所知晓——尽管身临斯地以后，穷的程度依然让人出乎意料、大吃几惊；所以，较之去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文化交流，还是格外准备了多一些的礼物。比如，事先知道要去平壤少年宫参观，就在北京买了不少文具，后来也果真让那里的孩子们非常开心。

在朝鲜的一个多星期，但凡去较远的地方参观，宾馆都会给我们每个人发一个便当盒，里面有半盒米饭、两条炸小鱼、几根泡菜，远不算丰盛；但陪同的翻译、旅行车司机，等到午餐时，则是躲到一边，吃那种黑乎乎的菜团子，让人远远看着心里难受。每一次，我们都会匀出几个便当盒送过去，到回国时，更是把从国内带来、没有吃完方便面、饼干什么的，全都送给了他们。据说，陪同我们的翻译、司机等，都是经过特别训练的特殊行当的从业者，对属于被监视对象的我们并不是非常友好，但面对方便面、饼干这些食品，自制力颇强的他们，那种被强忍着的欣喜若狂，也被我们清晰看到。可怜啊，朝鲜的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