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12年11月8日《西安日报》、2013年第1期《杂文月刊》（下）

游戏乱弹

——“西安民俗记忆”专栏之二十五

商子雍

上一期的“西安民俗记忆”专栏，是以《蹦弹球》为题，就游戏这么一档子事儿说三道四，搁笔（这是老说法，实际上是停止敲字）以后深感意犹未尽，于是本周接着再说。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游戏二字，大概是不应归到褒义词的行列之中的。比如，我们在称赞某个人的时候，绝不会说此人是“游戏人生”；再者，在父母和老师的心目中，喜爱游戏的孩子，是被视为贪玩儿。这贪玩儿之谓，该不会是用来褒奖的字眼儿吧！

然而，柏拉图眼中的游戏，却明显有异于世俗之见。他说：“游戏是一切幼子（动物的和人的）生活和能力跳跃需要而产生的有意识的模拟活动。”

是这样吗？许多年以来，我一直很喜欢观看记录野生动物生存状况的视频作品，从中不难发现，在动物世界里，带有强烈娱乐性的游戏，的确是各种动物熟悉生存环境、彼此相互了解、习练竞争技能、进而获得“天择”的一种本能活动。但是否可以把动物的游戏称之为“有意识的模拟活动”，亦即认定它们是在清醒地寓教于乐，我却不敢贸然做出结论。

在人类社会中，游戏又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呢？中国的学界，对这个问题似乎缺乏关注，而西方学者对游戏，则不但众说纷纭，而且其中的一些观点，还明显针锋相对——

比如，英国哲学家赫伯特认为：“人类在完成了维持和延续生命的主要任务之后，还有剩余的精力存在，这种剩余的精力的发泄，就是游戏。游戏本身并没有功利目的，游戏过程的本身就是游戏的目的。”而德国生物学家古鲁斯认为：“游戏不是没有目的的活动，游戏并非与实际生活没有关联。游戏是为了将来面临生活的一种准备活动。”

两个人的说法都有合理之处，综合他们观点的优长，我的认识是：人类社会中的游戏，当然无法避免地会保留着动物本能活动的特质，但更重要的是，作为高等动物的人类，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在游戏这档子事儿上，已经清醒而自觉，这就是，人类的游戏，当然也必须具有强烈的娱乐性，但却并非仅仅为娱乐而生，生存技能培训和智力培养的崇高目标，亦包含其中。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无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为游戏“请命”了。眼下，受极端错误的“ 应试教育”体制驱使，中、小学生在沉重书包的压迫下，的确是苦不堪言；更为糟糕的是，这种让人痛心的现象，还在向学前教育蔓延。所以，让中、小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游戏，而不是一味地“死读书，读死书”，不仅仅关系到中国的孩子能否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更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

在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时代的大背景下，游戏品种的丰富多彩，以及高科技手段的广泛使用，都是理所当然，但在我内心深处，依旧对那些简单有趣、参与方便的游戏情有独钟。比如，对搜集来的废弃纸烟盒进行简单加工，叠成正方形的“包子”或三角形的“三角”，再通过摔“包子”和秉“三角”这样的方式比胜负、争输赢，这样的游戏，在我和我儿子的童年，都曾经相当流行，究其原因，无非一是简单有趣，参与方便，二是在在开始游戏以前的搜集和加工过程中，孩子的自信心和创造热情能够被点燃起来，从而也使得游戏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当然，这种游戏也有着影响个人卫生的明显缺陷，在社会进步以后它的被淘汰，主要原因恐怕也是缘于此。所以，面对它们远去的背影，我们也许无须遗憾。

不过，我一直认为，摔“包子”，还有秉“三角”，是真正由孩子们创造出来的游戏，而不是大人给他们设计出来的游戏。现在的孩子，缺少的正是这前一种游戏。只是，如今在沉重书包压迫下苦不堪言的孩子，就算偶然获得了“放风”的短暂时间，也只好到电脑前去坐享其成，他们哪里还有自己创造游戏的精力和兴趣呢？

也许，这正是这一代孩子的让人痛心之处！

国画作者西北大学岳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