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感言

 商子雍

27年前，当我踏进西安晚报的大门，成为一名副刊编辑的时候，是被称作青年新闻工作者的，而今天，坐在这个庆祝记者节的会场里，我却是退休的老新闻工作者了（时髦一点儿的叫法，是为“资深报人）。面对着这么多年轻的陌生面孔，心中的感情有点儿复杂，但欣慰和喜悦是主要的，因为，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近30年前的自己，更看到了报纸充满希望的未来。

尽管我在报社工作了20 年，但却一直不是身处新闻采访的第一线。在报社，我先后担任过文艺部副主任、理论评论组负责人、周末专刊部主任……都是在做副刊的编辑工作。回顾往事，不敢说自己的工作尽善尽美，但问心无愧的是，即就是在工作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我也在尽力而为，不曾懈怠。大概是在1996年吧，西安市首次进行优秀新闻工作者的评选活动，我是光荣入选的10人之一；3年以后，1999年，我又被评为西安市有突出贡献专家。作为一名业余文学作者，我的作品曾数十次获得奖励，但我最看重的，却是上述两个奖项，因为，那主要是针对那种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精神的奖励。

至于如何才能成为一名称职、乃至优秀的报纸副刊编辑，首要的一点还是敬业精神。幸运的是，在成为副刊编辑以前，我已经有了20年给报纸副刊写稿的经历，老一代编辑对我的扶持、帮助，不但让我获益匪浅并深受感动，而且使得我在成为编辑以后，心目中立即就有了榜样和标杆。也正是由于此，我才能满怀感恩之心，像老一代编辑当年善待我那样，去扶持、帮助业余作者。记得有一次，报社举办通讯员培训班，安排我去讲课。结束讲课以后，我顺便向大家约稿：“可以把稿子直接寄给我，不敢向各位承诺每稿必复，但可以保证的是，你们的作品我都会认真阅读。我不想说这样做是出自对你们劳作的尊重，但我愿意承认的是，为了我们报纸的质量，我绝不会让一篇好作品‘漏网’……”

当然，成为一名称职、乃至优秀的报纸副刊编辑，除过要有敬业精神，还须有业务水平。你得具备鉴赏能力，能把真正优秀的作品从业余作者的大量来稿中筛选出来；你得熟悉本地、乃至外地文学作者的状况，搞清楚这支队伍的高端作者中，哪些人适合给报纸副刊写稿，并努力把他们吸引到自己周围；你得不断增加知识积累，使自己成为能从容应对各种文学和文史哲文章的杂家；尤其是，在通过知识积累成为一名“知道分子”以后，你还要通过认真思考使自己成为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并进而通过编辑和写作用自己的见识去影响受众、去推动社会进步，从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在这里，我还想特别就改文章饶舌几句。

作为编辑，对来稿中明显的内容和语言错误，是一定要改的。但这绝不意味着编辑可以随心所欲地挥舞自己手中的笔。对原稿改得多，并不代表编辑水平高；而改得少，也不意味着工作不认真。记得有一次，我把一篇500多字的评论呈送总编签发，老总瞭了一眼，发现只有两处改动，便对我说：“我当编辑的时候，几百字的文章，有时也会花上三四十分钟的时间，改得满篇皆红。”我回答说：“老总，您那么改，肯定有道理。不过，这篇文章，我看了好几遍，又想了好一阵子，发现只有这两个地方是必须改的。”老总把稿子认真看了一篇，什么也没再说，批了一个“发”字，退还给我。

再就是怎样面对名家的文章。在我的编辑生涯中，对名家的文章一般不去改动 ，哪怕我不喜欢他的语言习惯和行文路数，因为，那是人家的风格。即就是由于版面有限必须删繁就简，也尽量请作者自己动手（起码也是电话征求他的意见 ）。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对名家的文章可以无原则的容忍。一次，我约请一位名家写了一组专栏文章，作品的选题和内容都不错，但这位古文功底不怎么样的作家却偏要半文半白地写文章，结果文字不通甚或谬误之处颇多。仗着彼此之间的关系还好，我毫不客气地大改了一通，虽达不到“满篇皆红”的程度，但也相去不远。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收藏意识，原稿排完一张丢弃一张，否则保存到今天，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换银子了！

类似的遗憾还有一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和大书法家陈泽秦都是社科新闻界的市政协委员，在一个组开了5年政协会。同组的委员纷纷向陈老求字。陈老宽厚大度，有求必应。我也乘机请陈老给当时由我主持的西安晚报周末专刊写了好几个报头，也因此没好意思得寸进尺地再让他老人家给我个人写一幅字。而陈老所写的报头，原件也早已不知踪影。当然，这件小事和我今天发言的主旨无关，之所以会顺便提起，则是由于我对自己的那一段编辑生涯，有着不尽的怀念，有着永远的记忆……

附言：去年11月初记者节时，曾应邀在一个庆祝活动中即兴发言，前几天，有关方面要求将发言转换为文字，拟编入一本小册子中，遂有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