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2005年7月31日香港《大公报》

地域文化和方言

商子雍

    地域文化是农耕文明时代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沟通困难的结果。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所形成的明显有异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生活形态，在“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下，几乎无法通过切磋琢磨互通有无，地域文化的鲜明个性特征遂能够长期有效保存。当然，人类进步的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横向交流对文化、乃至对社会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但必须看到的是，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时代，发达的交通和便捷的信息沟通给文化的横向交流所提供的方便，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推动文化、乃至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常常会对弱势的地域文化造成伤害——特别是在和强势地域文化交流时，弱势地域文化缺乏保留自己特色的客观可能或主观努力的情况下。

    比如方言。文化的载体是语言，地域文化的载体是方言。在中国，执政者出自维护政治大一统和发展经济的需要，使用行政的力量推广普通话，这无可非议。但应该强调的是，推广普通话绝不是消灭方言的同义语。对推广普通话的惟一正确解读只能是：中国公民在拥有使用方言权利的同时，也应该努力使自己具备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能力。这个方面的杰出人物当推香港的两任特首董建华、曾荫权。他们既能说地道的粤语，又能讲还算不错的普通话；当然，他们也能操流利的英语，不过，这英语，已经是更大地理范围里的方言了。

    事实上，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不应该、也不会消亡。讲方言，在人的内心所唤起的，常常是那种爱乡、爱国的真情；讲方言，又往往是出自那种受众认可和自我认可的双重追求。在国际上，有人企图用一种全球普通话（即世界语）来取代各国的语言（也可以说是世界范围里的方言吧），但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在中国呢，任何一个地域的老百姓，都不曾放弃方言。比如许多北京人——包括北京人拍的许多电视剧，其实是不怎么说普通话的，他们对能使自己生发优越感的北京方言，明显更加青睐，在背后助长他们这种傲气的，是政治的力量；而支撑着粤语傲然北上的，则是经济的力量。对这种强势地域文化的扩张，有关方面并无斩钉截铁的表态，而那种貌似不偏不倚地面向全国的规定，除过针对电台、电视台播音员、主持人的普通话要考级的规定尚能起到作用以外，那些关于官员要讲普通话、法官要讲普通话、一切有点儿社会地位的人都要讲普通话的规定，其实对北京话、粤语这样的强势方言，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受到打压的，只能是那些承载着弱势地域文化的方言。

    英语是一种在国际上呈强势的语言，眼下在中国，学英语已成时尚，但就这，也没见谁会在掌握了英语以后不再讲汉语。推广普通话也必须如此，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达到董建华、曾荫权那样的水平，即既讲方言，也会说普通话。这样，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在政治上维护国家大一统的背景下，方言（特别是那些弱势方言）才不至于遭受伤害，文化的多样性得以维护并能够发展，这对人类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

    像中国这么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产生并存在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正是由于疆域辽阔和多民族，执政者对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必然会格外强调；而这种制度，又天然地具有强化一致、减少多样的功能，一不小心，就会对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以人为本的高度，从为中国人创造一个不但有生物的多样性，而且具文化的多样性的和谐生存环境的崇高目标出发，在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对方言这个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给予应有的关照。

     附言：6月10日上午，忽然接到西安市文史研究馆的电话通知，要我11日上午去曲江宾馆，参加由中央文史研究馆和国务院参事室召开的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专题调研座谈会。赶忙做发言准备，最后决定谈两个问题：一是方言，另一是汉字简化。前一个问题有现成的稿子，是4年前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后一个问题则是匆匆写了发言提纲。今天上午按时到会，才知道会议参加者包括来自上海、广东、安徽、西安4个地方文史研究馆的10名左右馆员和北京来的领导、专家五六位。会开得挺好，大家谈了整整一天。上面这篇文章是我发言内容的一半，另一半等稍闲时把提纲扩展成文章后再发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