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再生。

我八十年代去澳大利亞留学、工作。九十年代初，我来香港的外资银行当经济师、股票分析师。开始的十多年，每当我听到別人说中国企业造假、統計造假、中国股市法律基础脆弱之类的言辞，特別是当此类言辞出自外国人之口时，我一律是义正辞严地辩解，一直到事实不断地打我的耳光。奔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