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才东坡（8）

文  阿蔡

图  网络

政治漩涡

苏轼写《陈公弼传》的时候已经四十六岁了，历经波折的他自然也就理解了当年陈大人对自己的一番苦心，而写《凌虚台记》的时候苏轼只有二十八岁，他对世事对官场的认识应该是十分感性的，还是应了那句老话：“初生牛犊不怕虎”。

光阴似箭，很快苏轼在陈公弼手下干了三年。在凤翔府做了三年的签判之后，苏轼的任期就到了，被调回中央担任了一个官职，叫“判官诰院”。这是个什么官呢，就是负责给官员颁发任职资格凭证的一个机构。这一年，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什么叫“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具体负责主持改革变法的事宜。 

说起王安石，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他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元日》，我们大家都知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但是，可能大家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背景并不一定了解，这里首先要简略地谈谈：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开国皇帝赵匡胤吸取了唐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比如说，他不重用军人，军队由他自己直接控制。他注重大批地重用文职官员。重用了文职官员，就得增加投入，提高文职官员的工资待遇。这样，北宋王朝的财政负担就加重了。

这里，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当时的北宋王朝的财政负担。因为北宋（包括南宋）可能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官员俸禄最高的王朝了。当时一个宰相一个月的俸禄有多少呢？杂七杂八地算下来一个月50多万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北宋，一斗米50文，这算是高价米，这50万文能买多少高价米呢？我们算下，一万斗，也就是12万斤！我们算算看现在我们自己的工资能不能一个月买12万斤米呀？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上面顶层的设计就很高，再往下排的话也会很高。这还不包括每年要向他的邻国西夏国和辽国进奉几十万两白银、几十万匹绢帛，来换取边境的暂时的和平。这个负担加到谁身上呢？当然加到老百姓身上。当时的北宋的王朝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大势所趋，不得不改革了，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啊。年仅二十岁的宋神宗继位后，决心要励精图治，改革变法。当然改革变法得需要一个主持大计的人，宋神宗的眼睛就锁定了改革设计师王安石的身上。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屡任地方官员，了解民生疾苦，多次上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兴利除弊，减轻百姓负担，他的想法与宋神宗不谋而合。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主持改革变法事宜。改革的大幕刚刚拉开，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朝廷之上，主张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展开政见之争，使刚刚踏上仕途的苏轼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于改革变法，苏轼的态度是什么？应该说苏轼一个反对派。为什么苏轼要反对王安石的改革变法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苏轼向来认为朝政改革的关键在于用人制度，而不在于变革制度与体制本身；第二，苏轼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反对狂风暴雨式的改革，他认为王安石的改革变法是暴风骤雨，步子太快，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休克疗法”，他坚决不赞成；第三，苏轼跟许多反对改革变法的元老大臣有着特别密切的渊源关系，这些反对派的人物对于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对于王安石本人，苏轼持的是什么态度呢？王安石当时为了积极地推进改革变法，他要在思想舆论上统一大家的思想。王安石带了一批年青人对古代的传统的典籍进行重新的阐释，而且他规定，这些阐释的结果就是以后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苏轼对这个“贴近政治，紧跟形势”东西非常反感，非常讨厌。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很多有关苏轼嘲笑王安石学术观点的这些笑话，有真有假，但是很能说明问题。

比如，王安石发明了一种文字学，对于一些中国的汉字进行重新的解释，有些可能有道理，有些就未必有道理。有一次，苏轼就问王安石说，波涛的“波”怎么解释？王安石说“水之皮”，那不就是水的皮吗，三点水过来一个皮，水之皮。苏轼接着就说那滑冰的“滑”不就是水的骨头吗。我们都知道，无论是“滑”还是“波”它本意并非如此，他们都是形声字。苏轼就是用这种办法涮王安石，实际上就是对他的这套所谓文字学嗤之以鼻。当然了，这只是流传在民间的一些笑话。无风不起浪啊，这些笑话背后都有其影子啊。应该说，王安石本人可能并不在乎这些笑话对他学术声誉的损伤，可是他真正不能容忍的是苏轼反对变法的言论。因为苏轼在当时文人学士当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且有相当强的导向作用。正因为这样，王安石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苏轼的影响力和导向作用降低到最低点。

根据史料记载，苏轼并非是彻底的保守派，其实他也积极主张改革。可以说，在限制豪门权贵、实行富国强兵等政治大方向上，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不主张王安石采用强硬的政治手段进行改革。此外，以大文人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人物，也在影响着苏轼的政治立场。那么对苏轼来说，他与王安石政见的对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苏轼的仕途会因此受到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宋神宗曾经有两次要提拔苏轼在朝廷里面担任非常重要的官职，作为宰相的王安石坚决拒绝。在王安石看来，要是提拔苏轼做了官，特别是在宋神宗身边做官，那还不等于在我眼皮子底下安排个捣乱分子，这将是改革变法的反作用力。于是，王安石跟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问是有的，可是这个人思想路子不正，不能始终与皇上保持高度一致。对这种人，我们不必过分地在意，不用搭理他。这一来二去，背后的话说得多了，宋神宗对苏轼的印象就不太好了。

我们都知道，当时反对变法里头有一个领袖人物叫司马光（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叫《司马光砸缸》，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他）。宋神宗对司马光非常尊敬与信任，他就对司马光说，苏轼这个人，人品不好。皇帝尚且如此说话，那些革新派更是不遗余力地打击攻击苏轼。时间长了，苏轼觉得自己在这个是非之地再呆下去麻烦就大了，弄不好就会引火上身。于是，苏轼主动提出要离开中央朝廷，到地方上去工作。心想啊，与其在这朝廷里头成天勾心斗角、口舌大战，我不如在地方上做点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有用的工作。

神宗皇帝虽然非常欣赏苏轼才能，但他不能为改革变法所用，也只好批准他的请求。神宗批示，派苏轼去安徽的颖州这个地方做知州，也就是做市长。可是这个批件到了宰相那儿给变了，变成了在颖州做通判，就是当个副市长。其中的奥妙，明眼人一看也就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奇怪的是，等这批件返回到皇帝这儿时，宋神宗一看怎么改成通判了？宋神宗一想，既然改成通判了我也不再改了，还是把地方改一改吧。这样就让苏轼到杭州去做通判了。（这个值啊，到杭州做一个副市长也比到颖州做市长要划算，这是一大美差，为什么呀？杭州那是当时北宋王朝的一个重镇，就是做通判也是很重要的位置。）

由此可见，皇帝对苏轼的心态是非常矛盾的，既欣赏他，又想利用他。可苏轼在这个问题上是个刺儿头，不服软，他在政治上反对改革变法，不予朝廷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所以也就没法使用。既然没法使用，那就给他安排一个妥当的位置，放到地方上去，也好为地方上做一点实事。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