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众传播总裁杨晖，一个隐藏在《波士堂》、《上班这点事》、《谁来一起午餐》、《智赢天下》、《大声说》背后的电视人。她策划的节目能把高高在上的BOSS们变得亲民，也能把创业者瞬间推上人生的对决台。更重要的是，她让越来越多的上海观众爱上了财经节目。

    有个员工曾在年终小结里这样写道——这一年工作很开心，就好像“每天跳着舞去上班”。她的老板看过后回复：“我比你更快乐。我不仅跳着舞上班，而且跳着舞下班。”
    这不算是句客套话。因为这位老板——上海唯众传播总裁杨晖，某日下午身陷在绵软的沙发里，带着永不消失的和善笑容对记者宣告：“我无可救药地热爱电视。”所以，她才能怀着一种旋转舞步般的轻快和满足，走过了电视制作的16年历程。
   “电视就是一场马拉松，每一个节目都是接力棒，我的职业生命也由它们丈量。如果不想退休，就得不断推出新节目。”
    从湖南卫视时期的《新青年》、《岳麓书院千年论坛》，到C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创办的财经媒体）时期的《决策》，再到自己公司制作的《波士堂》、《上班这点事》、《谁来一起午餐》、《智赢天下》、《大声说》，“杨式节目”几乎个个深入人心。这场马拉松，她跑得还不错。

让财经节目可口又营养

    在《波士堂》之前，电视观众不曾发现，自己也能看懂财经频道的节目并乐在其中；在《上班这点事》之后，大家又深切感受到，原来财经节目和自己如此密切，昨天还在对面修电脑的“王同学”，明天就成了电视上痛说实习经历的“王先生”。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就是杨晖。听说她是位女总裁、女博士，不少观众表情惊讶。
    “以女性的视角看刚性的财经，更细腻生动、更人性化。所以我提出‘商道即人道，财经也轻松’。”不太会理财的杨晖，尝试用一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方式，软化财经节目的专业性。“我想告诉大家，财经节目也可以充满娱乐精神，可以很IN。”
    在《娱乐至死》一书中，美国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曾对电视节目的低俗泛滥提出警告：“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杨晖希望自己的节目不是快餐，不是供人调笑，而是“可口又营养，好看又有用”。
     在她的影响和要求下，公司的导演们习惯了“外表娱乐，内心严肃”，习惯了用挑战、质问的方式表达对嘉宾的喜爱。这也是《波士堂》当初成功的因素之一：将老板们平民化、人性化，挖出他们真正有价值的部分，而不是把他们“妖魔化”、“神圣化”。
     虽然是业内行家，但杨晖现在已不插手公司节目的制作，包括邀请嘉宾。在定完最初的节目性质、框架后，她把一切下放给“80后”导演们，任其自由发挥。“我的激情和大家在一起，具体的过程就留给他们享受吧。”
    不过她的个人博客俨然就是公司宣传的前沿阵地，不仅随时插播各档节目台前幕后的花絮，为大家摇旗呐喊；遇到难得的嘉宾，她还会和大伙一起High。日前，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来到上海，在《波士堂》的录制现场坐足4小时，令杨晖兴奋不已，一连三篇日志都以此为题。“他的外表嬉皮，内心严肃，和《波士堂》风格很像。他的到来也把这个节目带上了新高度。”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

    2004年之前，杨晖是湖南卫视节目中心最年轻的副主任，“电龄”11年，作品拿过不少奖，她的《新青年》与《快乐大本营》并列名牌栏目。但为了能“更自由地表达自己”，她最终选择了离开。
    离开长沙后，她先去了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差不多同一时间又拿到了CNBC亚太中国区项目经理的Offer，于是开始了两年多的“双城记”：通常周一周二在北京上课，坐周二下午的飞机来上海工作，周末再回去泡图书馆。
    “读书让我对整个电视产业形成整体的理解和判断，而CNBC的工作增加了我的管理经验。到最后水到渠成，就自己开了公司。”
     虽然工作的城市几经变化，但她确定的节目主要受众群——白领、精英、中产阶层——这么多年未曾改变。“我一直为这群人服务，他们有理想有激情，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受众群感兴趣的话题，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生活各方面，都成了“杨式节目”的创意来源。这也是杨晖坚持原创性的“法宝”：《波士堂》细数中国过去30年的企业家；《上班这点事》变《波士堂》的观众为主角；《谁来一起午餐》旨在为中国下一个30年培养企业家；而今年的《大声说》定位“中国第一档电视文化批评脱口秀”，还原互联网生态，是“TV2.0”——让大家都有电视发言权的试验田。
    杨晖说电视一旦播出就没有秘密，所以核心竞争力永远在下一个节目。“一定要‘人无我有，人有我新’。”公司成立至今，平均4～6个月推出一档新节目，全是原创作品，这是她对员工和自己的要求和坚持。“我把原创作为企业文化，就像DNA基因，新加入的人压根就没想过要抄别人的。”她觉得抄袭国外节目费时费力，因为先得消化它，再想办法和本土对接，“有这时间，足以创出一档新节目。”
    杨晖热爱电视，因为它能把自己脑子里的想象演绎成真实，而且充满挑战——你说好没用，大家都喝彩才可以。她的目标是，打造中国一流的节目内容供应商。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一颗敏感的心，这个时代千变万化，我们需要把握的就是这种变化。”

这个女人很上海

    杨晖曾在博客里贴出两张自己的对比照，一张是2004年6月初乍到上海，头发扎起，充满活力的样子；一张是几年后挽着披巾，一头波浪卷发的优雅样，配以图说：“这个女人有点上海了吗？”
    其实来上海前，她曾写过一篇文章批“小资”：“你会像美国人自豪地说‘IloveNew York’那样说‘I love Shanghai’吗？”言下之意是NO。但将事业的重心和家庭都落在上海后，她开始转变，“做电视把你忙到不分男女，但在这里，至少我可以把自己当女人。”上海给了她这样的启示。看话剧、逛街、喝茶、参加朋友家的派对，甚至一年换一次租房，选择不同的居住环境，这些构成了杨晖喜爱的生活方式。现在她会说：“小资有什么不好？至少我‘LikeShanghai’。”
    杨晖的电视事业和生活很难截然分开。她的办公室既像书房又像会客厅，某个抽屉里还藏满了她喜爱的娃娃玩偶，“因为做过很长时间少儿节目。”每当公司来了小朋友，她就会挑一个相送。
    虽然不管节目具体操作，但作为总裁，她还是很忙碌，除了保证自己一天有7小时的睡眠，其余时间大多交给工作。助理常常会在半夜收到杨总的短信或邮件，并不是立即就要办，只因为杨总晚上也习惯办公。
    中文系出身的杨晖当然也向往轻松悠闲的自在生活，写过“生命中某个瞬间也需要简朴，那就走走吧，去乡下的小餐馆吃饭，短暂地体验与过路司机攀谈的轻松……”的句子，但现实中，旅行常常成为奢望。
    “希望我空余的时间越来越多。”为此她偷偷做过试验，发现没有自己，公司和节目流程也都能井然有序。这让她看到了一丝偷懒的曙光。不过这些心思还不能大白天下，不是怕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而是怕“旅行回来要带的礼物太多了背不动”。天秤座的杨晖一向做事周全，不想遗漏任何一个小细节。

                                       文/《上海壹周》记者卢晓欣摄影/本报见习记者王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