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阿咚的摄影——圆明园/大水法门
火把——点燃我们的心门
法国，一个人才辈出的国度。拿破仑、齐达内。
巴特勒，19世纪末一个普通的法军军官，谁会记得他？
维克多.雨果，《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让我们知道这位法国文豪。
中国，北京。从18世纪初开始，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帝花费150年光景建造了“万园之园”——圆明园。
远在欧罗巴的雨果这样描述圆明园：“……在世界的一方有个奇迹：这个世界奇迹叫圆明园。艺术有两种原则：一种是构思，它产生了欧洲艺术，另一种是想象，它产生了东方艺术。圆明园是属于想象的艺术，巴特农则是构思的艺术。一个近乎超凡的民族利用其想象力能够造出的全部东西都集中在那里。它不象巴特农那样是举世无双的稀有作品，而是想象造出的一个巨大模型，如果想象可以有模型的话。请您想象一种大家不知道是怎样的、而又无法形容的建筑物，就像月宫里的一座建筑物，那就是圆明园……。建造这座圆明园足足用了两代人的劳动；它像一座城市那么大，由岁月造成。造给谁？造给人民。因为由岁月建筑的东西都属于人民。凡艺术家、诗人、哲学家都熟悉圆明园，伏尔泰是这么说的。大家都在说，希腊的巴特农，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圆形大剧场，巴黎的圣母院，东方的圆明园。如果人们见不到它，就会梦见它。这是一件令人咋舌的、从未见过的杰作，从神秘的暮色中远远望去就像是耸立在欧洲文明地平线上的一个东方文明的朦胧轮廓。”
1978年，我从农村学校考进了一所重点中学。新学校就在圆明园的东侧，仅仅一路之隔。那时圆明园这一侧并没有围墙，这使我有机会在2年的高中生活中不断走近那残破、沧桑和凄凉的美景。那时经常和同学去那里读书、背诵，寻找西洋楼的残迹（那时还没有指示牌），在残迹的石头上攀爬。也常常坐在高坡、残石上惬意地看着农民在那里插秧、割稻，望着水鸟自由翘尾跳跃、忽而飞翔，盯着蜻蜓在水面轻点，蝴蝶在花丛中翩翩忙碌，那鸭儿们扭着洁白引颈高歌……一切都是那么安详！
1860年，巴特勒，法军上尉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没有人邀请他们。10月，北京最美的金秋时节，他们端着枪到了北京，冲进我们的圆明园。他们疯狂地劫掠了圆明园。然后，举起罪恶的火把，点燃了那人间的奇迹。罪恶的火燃烧了三天三夜，天被染成黑色，艺术坍塌了，成为一片灰烬……
我很小就听到圆明园的故事，算是爱国主义教育。但那时的我实际上并不真正地懂得那三天三夜的熊熊烈火给我们这个民族留下了什么痛楚。
法国人巴特勒扭曲的心理让他写信给雨果，希望得到文豪对他们“远征中国”的褒奖……
雨果真的回复了他：
“……
这个奇迹现在消失了。
一天，两个强盗闯入圆明园，一个掠夺，一个纵火。似乎获得胜利就可以当强盗了；两个胜利者把大肆掠夺圆明园的所得对半分赃。在这一切的所作所为中，隐隐约约见到了埃尔金的名字，这必然使人们回想起巴特农：以前有人对巴特农所干的，现在对圆明园又干了起来，而且干得更彻底、更好，一扫而光。把我们所有大教堂里收藏的宝贝堆在一起，也抵不上这座光辉灿烂的东方博物馆，那里不仅有艺术精品，还有大堆大堆的金银制品。伟大的功勋，喜人的收获。一个胜利者装满了身上所有的口袋，另一个见了，也把一个个保险箱装满。于是，他们手挽手笑着回到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里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勾当。
在历史面前，一个强盗叫法兰西，另一个强盗叫英国。……
法兰西帝国侵占了这次胜利的一半成果；今天，他以一种所有者的天真，炫耀着圆明园里的灿烂古董。我希望，铲除污垢后解放了的法兰西把这些赃物归还给被掠夺过的中国的那一天将会到来。
…… ”
历史老师是个瘦小的女子，她居然能调掉一个整天其它课程，带领我们到圆明园遗址去上这段惨痛的历史课。我模糊的记忆中，那是一个阴霾的日子，在那一天我知道了圆明园之大，知道了圆明园之美……
我也知道了圆明园的地形地貌依然如故，那中式的木制楼宇殿堂化作浓烟烈焰，只有意大利人郎世宁和法国人蒋友仁设计监修的西洋石质楼群有所保存。那瘦小中国女子眼睛里溢出的愤怒和悲伤让我永远都不能忘怀。
2008年，中国人也举起了火把，去了英格兰和法兰西。我们不是去抢的，我们不是去烧的，我们是带着5000年文明大国礼仪之心去邀请朋友们来家坐坐。我们手中的火把传递着神圣的奥运和平精神。然而，一些强盗的后裔们却容不得我们了。
报上说、广播里说，网民们在抵制家乐福。我要说，我不是什么网民，我们是中国公民。远在海外的同胞们尚且能在为祖国、为母亲拼争，我们更要！是那火把点燃了我们的心门。
补充几句：阿咚本人反对一切冠以“理智”、“计算经济得失”等言论对抵制家乐福等法商持有异议的说教。这等事情是不要算经济帐的！我们的硬气才能使那些政客们“理智”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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