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来自与和师兄一场关于如何推行王道的争论，希望能为自己和大家梳理一下纷繁的历史头绪。

宋代，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对于历史儒家如此评判：

尧舜时代被拔高到一个理想的国度，渴望而不可及。

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礼乐教化，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自春秋开始到秦之统一，礼崩乐坏，兵家，法家大行其道，社会一片混乱。

对汉唐的评价儒家有分歧，一派儒者，如欧阳修就认为三代以后，汉唐是盛事。另一派则说，汉唐行的是霸道而不是王道。因为汉唐的强国之路在强军，对外政策为开疆拓土，不免有时穷兵黩武，民间不乏反战呼声。

宋朝的认识是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变化的，初期与中后期明显不同。

公元960陈桥兵变，赵匡胤取得政权，但当时局势是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对外，宋失去了燕云十六州这个传统的利用长城防御北方民族入侵的防线。对内，宋还要面对很多小的割据政权。

前期特征：

赵匡胤认为汉唐政权不稳定是因为“君弱臣强”，大臣用武力因素干涉朝政，非常怕下属象他一样黄袍加身，所以对内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对外则志在收复失地。统一的战略是先平定南方，再举全国之力北伐。

同时，提倡科举制度，力图改变人们当时“崇武抑文”的思想，至少达到文武平衡。正在形势有起色时，赵匡胤不幸身亡，历史上一般认为是其弟太宗所为。由于继承的不是那么光明磊落，太宗很想用文治武功确立其合法性，象李世民一样让人民忽略掉他不光彩的一页，而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无疑是最好的办法。怎奈，两次北伐出师不利，第二次，太宗亲征，有名的杨家将战死，自己腿上种箭也险些丢了性命。这引起了整个上层的恐疗情绪。文官对能否走通北伐的路线产生疑问，不断建议休兵息民。太宗后期，就出现追求稳定，主张文治，不动兵戈的情况，后来这就成了宋朝的祖宗之法直至南宋灭亡。

后期特征：

宋真宗时期，辽太后举全国20万大军南下，大有问鼎中原之势，宋真宗亲征，最后和谈解决问题，宋签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澶渊之盟，两国从此以兄弟相称，宋朝送给辽每年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换得辽军撤走。之后，宋真宗大力宣传祥瑞，封禅泰山，提倡三教。我们今天的资料对此评价往往是，劳民伤财，粉饰太平，但认真想想，宋朝和辽在以后100年没有战争，而10万两银子只是发动战争费用的百分之一，宣传祥瑞安定民心，换来了稳定和发展的机会。当然，这也是对汉唐富国强兵之路的彻底否定，用钱买和平成了以后的一贯国策。只有宋神宗不满于长期屈辱的局面，希望改变防御恢复旧疆，但却得不到大臣的支持，改革派的王安石在用兵上也是非常谨慎，建议不破和议，不对西夏和辽用兵。哲宗继位后反战，甚至把已经攻陷的城池还给西夏。到了宋徽宗，搞政治投机，与金联手对辽用兵，当时就被视为弊政。之后的南宋时期，国家长期受战争威胁，经济财政长期在战时状态，大臣的俸禄都迟迟发不下来，民间虽有抗金呼声（岳飞，辛弃疾，陆游等），怎奈国力微弱，无力收复失地，不得不向金称臣。这时，士大夫们的心是痛苦的，儒家追求内圣外王，如今，以道德教化为本的统治之道已经走不通，只能转为追求内圣的心性提升之道。

思考

战争的失利，让儒家放弃了“臣服四夷”的主张，国家选择了温和的解决之道，转而重视内部建设发展自己。

抛开战争，我们看看宋朝对内的成绩单：

两宋三百年没有大的农民起义（方腊，洞庭湖并没有形成规模）

对内统治没有发生宦官及外戚专政的现象。

宋代的建筑达到顶峰。

宋是世界领先水平，最早进行了商业革命及城市化。

四大发明有三个在宋朝，为世界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

西方认为影响中国最大的不是孔孟的儒学，而是朱熹的儒学，这象圣经的新约和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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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里，我想很多人会感慨，如果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更多精力放在国防上就好了。但我们知道，事后诸葛亮总是好做的。面对当今世界局势，我们深深体验到“和比战难”的痛苦，在抱怨古人的同时，应该跨过时空，站在高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再来审视古人的功过。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我们更有必要回头仔细看我们的历史，也许宋朝的经验就可以昭示我们未来的路，宋还是汉唐？并没有标准答案，但我们知道，一切答案都在历史的长河。 

（资料来源于陈峰教授宋朝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