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家里出了两位名医，我对医院也没有任何好感。

消毒水的味道让人窒息，所有的器械都冰冷无情。——身着白大褂的不是天使就是魔鬼。

坐在我对面的，是武汉中心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李明杰。能和这位名医面对面讨论父亲的病情,是因为我大学“密友”张丽华的鼎力相助。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让我开始重新解读医生这个称谓。抽完了最后一支烟，起身告辞。握手的瞬间，我确认，这次我是找对了人。

明天，父亲的性命就托付给对面这个男人手里了。这是个天使，我深信不疑！

刚过五点，天就已经大亮了。

父亲漱洗完毕，还特地刮了胡子，静静的等待护士来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李明杰主任第一个迈进了病房。和父亲寒喧了几句，眼睛转向我时，眼神里准确无误传递出了信息：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开始了。

母亲没哭，只是在手术室门前和妹妹轻吻了父亲。其实，在得知父亲病因的那晚，母亲的眼泪就流干了。我最后一个伸出头，轻轻地把脸贴在父亲的面颊上。“我们等你出来！”父亲微笑着点点头。

李主任昨晚就和我交了实底，手术机会不足20%，且是普外科最大的手术。从手术开始，父亲必须过三关。手术关、术后出血关、九天左右渗漏关。为此，他的小组制定了三套手术方案：如果手术在两个小时里就结束，那就是最坏的结果。证明肿瘤已经大面积转移，只能是排出胆汁，缝合伤口。如果手术在下午三点左右结束，那就是最理想的结果，手术正常，肿瘤顺利切除。超过时间，那就是说明手术中出现意外，难度大增。

抬腕看了看手表，5月21号上午九点十分...

手术室外居然没设座椅，大概这样更能体现人人平等，社会和谐。走道里随处可见铺张报纸，席地而坐的病患家属。焦虑的等候让每次手术门的开起都引来一阵燥动。

十一点刚过，手术室的门打开。医生在和一群病人家属交流后传来了哭泣声。母亲和妹妹更加不安，我来回度着步。

“谁是病人的家属？”有人在叫父亲的名字，时间刚过十二点半。

心脏被巨大的外力重重的击打了一下。难道是最坏的结果？

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是年近八旬的郑教授，一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闻名全国的老专家。也是李主任专门请来为父亲手术献计献策的。托盘里是切除的肿瘤和部分器官。“手术很顺利，现在刚做到一半。李主任正在清除肿瘤周边的组织，然后改道、缝合。”

将近下午四点，手术室门口出现了李主任疲惫的身影。“一切还算顺利，手术按最佳方案实施。肉眼能看到的恶变组织都已清除干净。病人术后体温较低，还需要在手术室里观察一个小时。接下来就要看四十八小时的渗血关了！”

母亲和妹妹的眼泪毫无顾忌的涌出，我掏烟的手指在不停的抖动。

手术室外的人群将要散尽时，浑身插满管线的父亲被推了出来。

“谁都不许哭！”作为纪律，我已经和母亲、妹妹交代过了。

“你是NO：1！”我大声的呼唤着父亲，挑起的大拇指竖立在父亲的眼前。父亲努力睁开双眼，手指颤颤微微地配合着我。

看着父亲进入重症监护室，母亲瘫坐在一旁。

四十八个小时的出血关，父亲是在ICU里熬过的。

父亲后来回忆，这四十八个小时在他的大脑里完全是片空白。

父亲回到普通病房是手术后的第三天的早上。李主任照例来查房。握着主任的手，父亲清醒地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大恩不言谢！”我知道，父亲这句话发自内心。

接下来的一周，考验父亲的是术后并发症高危期。监视仪上显示着所有身体机能指标：心跳、呼吸、高低血压、血氧量...

我和妹妹几乎是一刻也不敢眨眼。一次体温的突然升高，让所有人惊出一身冷汗。手忙脚乱地请来值班医生，在紧急处理后，父亲恢复了平静。谢天谢地！数小时后父亲的体温恢复正常。

每天从早到晚各类液体不停地流进父亲的体内，直到七天后父亲拿掉了插在鼻中的胃管。

等叔叔、姑姑从山东赶到武汉时，父亲已经有足够力气和周围的人交流了。

术后的第十一天，父亲开始下床轻微活动。李主任也郑重其事地向父亲宣布，手术完全成功，没发现任何渗漏现象！年轻时好动的性格，让父亲艰难地闯过了手术关。

取出身上最后一个导管，父亲如释重负，笑容似孩童般灿烂。

六月九号，父亲被搀扶着走出了医院。

三天后，二十来口人围桌而坐。一是为父亲出院，二来是为父亲的七十大寿。

父亲攥着母亲的手，撑着瘦弱的身体一定要说上几句话。没等父亲开口，我就转身离席。我明白，父亲是要谢谢所有的人！只是，儿子不想让父亲看到夺眶而出的泪水。门缝里看到父亲数度落泪，双亲的手始终不离不弃的紧握在一起。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七月初，父亲已经开始接受化疗。

种种迹象表明，父亲又在创造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好样的！雄起，老爸！儿子为你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