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又说话啦！

在工作室授牌仪式上的讲话（摘要）

　感谢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教委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听到成立工作室这个消息后我曾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但没有成功。这是教委的一种架构性的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

　　这个工作室的成立，以及几个月前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一项文化教育基金的启动，标志着今后我会把工作重心重新挪回上海。

　　我是在十七年前正式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职务离开的。离开后独自走向西北高原开始大规模地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当时我无法把离开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但到今天，我却可以用三言两语讲明白了。

　　在离开前，我在上海以十几年的时间参与了文化教育领域披荆斩棘的拓荒工程，与同事们一起改变了学科残缺、教材稀少，观念陈腐的状况。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岁月，但是我却预感到，在全民投向经济建设、融入世界潮流的时候，中华文化的灵魂需要重新找回。这种找回不是找出一本本老书炒冷饭，而应该用现代观念一步步踏访，一点点考察。不仅要走遍中国，而且还要走遍世界，进行反复对比；不仅要一路作出思考，而且还要快速传播，获得海内外同胞的反馈和共鸣。这显然是一个极其艰苦的旅程，因此我把它说成是“文化苦旅”。

　　这十七年来，我的目标已经全部达到。中华文化果然成为时代的精神坐标，世界的关注对象。我很高兴自己曾经历尽磨难守护了它那么多年，现在，“苦旅”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可以回来了。

　　工作室是我的一个休憩和总结之地。当然，也可以在这里静静地传授一些中国文化史的课程，重新梳理我搁置多年的艺术美学，包括城市美学。

　　感谢我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一如既往为我提供温暖的环境和行政业务上的具体支持。感谢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慷慨援助修建工作室的办公用楼。感谢上海各新闻媒体、文化部门领导的光临。今后，工作室只有在你们的爱护和指导下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