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久，偶翻清代苏州人沈复的《浮生六记》，其中一段话，引起同感。原文是这样的：“清明日，先生春祭扫墓，挈其同游。墓在东岳，是乡多竹，坟丁掘未出土之笋，形如梨而尖，作羹供客。余甘之，尽其两碗。”江浙冬日也很长，城里人尤苦鲜久矣。而沈复此时，身处山林，绿荫匝地，形同野游，加之极鲜极嫩的春笋，叫人何以堪，自然“尽其两碗”。我读之，设想当时，也顿觉两颊生津——我所感受的美食，似乎就是这样的。

    有一年，兄长替单位守场地。于是，家人常在周末去玩。他住房后是一空地。一次我偶发兴趣，取锄翻了块地，随手撒了些小白菜籽。本未期望什么，不料小雨之后，竟绿茵茵伸出无数小手，不几日就密麻麻长得一手掌高，煞是喜人。一日，友人来访，我忽想起小白菜，于是拔了一小片，洗净，滚水汆入，加少许盐，一点猪油，盛一大碗，附于桌侧，以做陪衬。不料一会，肥甘之类少动，唯白菜已尽。想来，此地郊野，客人散游，心在自然，加之，入口即化，淡然爽口，自成餐者心中的美食啊！

    年青时曾处山区，好多次走几十里，顶风冒寒回家，到家常已夜沉。母亲即起身为我煮面。不过放些葱，搁点姜，倒入酱油，一勺猪油，面熟进碗，热气腾腾。未吃其香早已入心，真真是美食。

    当然，这些美食决难复制。你若去买点小白菜来煮，或自己煮碗面，即使费尽心机的复原旧法，也绝吃不出那时的美滋味。所以，我以为，美食与食材、做法虽有关系，但其实更重在：身处的环境，当时的心情，周围的气氛，时令的当否——

    倒回去四十多年，腾冲还是一僻远之地时，我曾去住过月余。那时正值冬日，风寒地冻。一日早上跟表哥去吃当地的名小吃——稀豆粉粑粑。那地方是一排木板房，进去黑乎乎的，唯房中间一大火炉红红的，四周坐满了人。抬来两碗热腾腾的稀豆粉，一碗还烫手的粑粑，把粑粑撕成小块，放入稀粉中，再放些香菜之类的东西，立刻香味四溢，稀里哗啦之后，热汗滚滚，全身每一毛孔似乎都舒畅地伸张开来，犹如泡了一次温泉，舒服啊。只是此后，没有这样的木板房，这样的大火炉，这样的——就再找不回这样的美食了。原因无它，环境气氛心情有异而已。

    普通人如此，名人也不例外。

    小学时都读过鲁迅的《社戏》。那时老夫子还是小孩，一次与一群乡村同伴在夜里摇船去邻村看戏。小孩看戏不过图热闹，一会也就索然而返。途中劳乏了，就偷拔了村人的罗汉豆《就是蚕豆》。然后，摇船的摇船，剥豆的剥豆，生火的生火，热热闹闹的吃了许多豆，不觉美味极了。第二日，被偷的那农人上门，反以为被“迅哥”那样的读书人偷了，是自己的荣耀，并因此又送上一捆罗汉豆来。于是，吃饭时又见了一大碗罗汉豆，可这回“迅哥”却吃得颇无味了。“但我吃了豆，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而且“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过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

    美食与否，全以“迅哥”的时地环境心情相异而变。看来，美食，不只是“食”，更与“美”紧连啊。

    朱自清写过一篇散文，讲过一个美食的事。其时，朱还是一名中学教员。家里孩子多，生活清苦，冬夜日长，孩子不免嚷肚饥。于是，朱燃一小火炉，炉上搁一小锅水，放一碟调料，再与孩子围坐火炉旁。然后把嫩豆腐打成小块放入，让其在滚水中翻腾，任孩子去夹。筷滑腐嫩，颇不易夹住，孩子们个个踊跃，奋力劳作，夹起一块就心奋不已。这道菜，满是老父的苦心，童稚的真情，让寒冷的冬夜平添几分温馨，不是美食是什么？

    老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现在有人认为，应是“酒好何须深巷里”。好酒应放在热闹处。我以为，若把好酒放在通衢大道旁，依常例，怕会有两个后果。一是滥制，酒恐变酸。二是高价，远离大众。

    许多美味的传统小吃，在小巷尚好，可一旦搬到大地方去，一旦成为大公司，则多沦为有名无实了。因为巷深店小人和是其形成的环境条件，水土成店，水土养人。一旦离乡，怕再难保有原味原价了。所以，要吃好酒，怕还须到深巷去。据说日本有家百年寿司小店，主人已九十高龄。寿司之美，声播海外，却一切不变。甭管是总理还是总统，要想尝一尝，只能预约，只能到深巷的陋店去。这该是酒好与深巷的一个注脚吧。

    名大厨烹制的菜，自是美食，但对一般百姓而言，留在记忆里的美食只会与亲人有关，与环境有关，与心情气氛有关，甚至与饥饿有关。因为这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段经历留一份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