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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尖的“绿芽”

侯波

我是八二年进的校，八五年毕的业。在上学的三年中，记忆最深的是每周都要劳动。教室后边有一方厚厚的士，学校每天给各班划一点儿，班级之间轮流劳动。那个平平展展的大操场就是我们当时一天天劳动垫起来的。劳动虽然多，但因为大家在一块儿，所以并不感觉到劳累，班级之间小组之间有时反倒会出现一种你争我抢的热闹场面。到第三年要毕业的时候，劳动就不多了，变轻闲了许多。

在学校记忆再深的就是和文学相关的事情。

我们八二级普通班共四个班，我在二班，当时进校时只有15岁，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也解不开搞创作什么的。之所以能在那个时候开始写东西，走文学路，做作家梦，其主要原因是和洛师的几位老师和学校办的一份文学小报是分不开的。

我的班主任及语文老师叫薛义忠（现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是陕师大毕业的，学的专业是外国文学。当时他在学校办了个文学兴趣小组，每星期三的晚上给小组成员主讲文学概论。当时我们班的我、高文平（现宜川县云岩镇党委书记）、吴文英（现宜川中学高级教师）、王根科（现延安市教育局副局长）是其核心成员。我对薛老师讲的文学概论没什么印象，但他推荐我们阅读了一批外国书籍，尤其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屠格涅夫、巴乌斯托夫斯基、陀氏妥耶夫斯基等，这些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在今天还依然影响着我的创作。

八二年到八五年，正是文坛伤痕文学崛起之阶段，薛义忠老师非常爱读书，一直关注着中国文坛。记得每次上课前他都给我们介绍文坛信息，介绍自己所看的一些书。著名作家张贤亮、张承志、陆文夫、李国文等我们都是从他这里知道的。他在课上给我们介绍了，下了课，我们便相跟着到洛川城里去购卖当时十分红火的《十月》《当代》《作品与争鸣》等。

这一段的日子，我狂热的喜爱上了两个作家，一个是俄国的陀氏妥耶夫斯基，一个是中国的张承志，张承志的作品如《黑骏马》、《北方的河》等，我翻来覆去读，有些段落摘抄出来，甚至能背过。读的作品多了，个人就有了写的冲动。于是在每天的晚自己时，我就遮遮掩掩地开始悄悄写起了小说，作起了作家梦。

开始写的第一篇小说叫《弟弟》，是学王蒙的意识流写的。写出来以后，拿给薛老师看，他要我投给延安文学。我投过去了，没过多久，《延安文学》就在八四年第二期发了出来。这是当时洛川师范在校生第一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一时在学校引起了轰动。我当时挺得意，还拿上这本书在校门口照了片相，给家里寄回去了。

    当时的洛川师范也有自己的文学小报叫《绿芽》，记得先是由张世辉老师负责（他与路遥是同学），后由孟长勇老师负责，孟老师评论写得好，棋下得臭，但老爱找我下棋。孟老师当时是八二级三班的班主任，所以三班的一些同学如吴安民（现洛川县文联主席）、杜芳华（现志丹县副县长）、席高峰（当时的笔名叫狂飚）就成了这个文学社的核心成员。我在《绿芽》上发表了两篇散文，一篇名字叫《赛虎》，另一篇叫《黄土情歌》。《赛虎》是写一条狗的，写得也有真情实感，但结尾是写这条狗失踪了，找不到了，我很惋惜。我们班的王根科（他当时的学习成绩好，作文也写得特别好）看后觉得主题不够突出，他帮我改了个结尾，说狗最后不是找不到了，而是被父亲杀的卖了肉了。为了这个结尾，我和他还有过一次大争论。

《绿芽》文学社在八四年的时候组织过一次文学大赛，结果公开张榜，贴在标内一处非常显然的墙上。几个奖项主要由三班与四班的同学拿了，我们班推了个光头。记得一等奖是三班的吴安民，二等奖是个叫吴晓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吴晓，也是吴安民，他一个人包揽了一等奖与二等奖。获奖作品后来登在《绿芽》上，我和我们班几个文学爱好者一起找的看了，心里很不服气。吴安民的一等奖题目是《高原狂想曲》，可在整个作品中见不到一点狂的样子，没一点狂的叙述，什么嘛，比我们写的东西差多了。

八四年在《延安文学》发了小说后，我的心劲就更大了，在课余还写了很多东西，寄给了当时《丑小鸭》、《青年作家》、《北方文学》、《延河》等杂志，但却连一篇都没发，成天接到的是一张张铅印的退稿信。

后来发表在《当代》（86年第一期）的短篇小说《黄河之歌》也是这个时候写成的。文章两条线，一条是主人公游黄河，另一条是主人公坎坷的人生经历，用的也是意识流写法。当时写出来了，用复写纸一式三份，给各个刊物投，但最后都被退回来了，眼看就要毕业了，我觉得寄来退去实在麻烦，就给《当代》《十月》《收获》这三个杂志寄了，反正他们那里当时短篇小说是不退的。没想到就在临近放假的前一个月，我接到了《当代》编辑周昌义寄来的信，他告诉我：“（黄河之歌）小说虽然稚嫩，但激情可嘉，拟发表。”同时要我写一份创作谈。我欣喜若狂，立即写了个千字的东西挂号寄给了他。不久，我就和所有的同学一样回到了县上，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延安文学》的编辑知道后，也将《黄河之歌》发表在了85年第四期。

到了八六年元月份的时候，我接到了《当代》寄的样刊，上面有我的小说《黄河之歌》。在那个文学狂热的年代里这立即成了热门话题，我也瞬间成了小城与同学眼中的“人物”。——我这个来自乡村的种子终于在老师、同学的帮助下，在洛川师范这块浓郁的文学氛围滋润中冒出了一个小“绿芽。”

离开母校已多年，有许多老师与同学都再没见过。这么多年来，我还在文学路上走，收获也算是有吧，今年还在《小说选刊》上发了两个小说。世事沧桑，一恍多少年就过去了，但对洛川师范一直怀有一份感激之情，并且随着岁月流逝，这份感情越来越浓烈。那里是我的文学起步之地，那里曾经有我的好老师薛义忠、张世辉、孟长勇，那里还有我的一帮爱喋喋不休争论的好同学，还有一本大家衷爱的文学小报叫《绿芽》，没有这一切就没有我的今天。

感谢母校，感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