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波和他的小说

    张兴源

我见了侯波，才知道这个人并不是我原先“认识”的那个侯波。遥想当年李谪仙醉草哧蛮书之时，杨国忠捧砚，高力士脱靴，那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飞扬跋扈”。就是那个把天地当房屋，把居室当衣裤，不为自己的“纵酒放达”、一丝不挂觉着难堪，反倒责怪“ 诸君为何入我裤中”的刘伶，也还算活得洒脱自然，无牵无挂。顶不济也总该是个阮籍，见到那些守礼从俗的正常人，便用白眼相对，只有见到那些跟自己“一丘之貉”如嵇康之流者，才给露出黑眼仁儿予以“表彰”的名士才对。——结果却不。侯波显然不是李太白、刘伯伦、阮布兵与嵇叔夜他们一伙的。就他当时给我的全部外在印象而言，我只能说他当与柳青、赵树理和陈忠实同党。高格为人，低调处世，平平常常，还可能有点木木囔囔。
    在一定程度上校正我对侯波这最初印象的，是他的这本近二十万字的小说选集。
    侯波这部小说选集共收了中短篇小说十二篇。十二篇小说基本上是两种路子，一种是当代文坛叫做新写实主义的路数，如《绑架》《谁在那儿歌唱》《咱大咱妈》《在路上》《荒年》等；另一路只有两篇，就是《关于一颗人生蛋致科学院的报告》和《流言》，属卡夫卡式的荒诞。前一类小说所写多为小人物的悲欢（其中又以悲剧居多），离我们的生活更切近些：
    一群自小在一达里耍大的同学朋友，社会上谋生却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弄法。小人物建国就是在朋友同学的友情关照与无理阻拒中，浑然不觉间一步步成了个犯人。这是建国不会想到的，也是读者很难从最初的故事中读出来的（《绑架》）。便是多年的好邻里之间也很容易发生误解，结上疙瘩。解开这疙瘩靠的不是“开心钥匙”的话语，而是邻人的新的灾难与自家的不可救药、不切实际、可能还有点儿过于执着的爱好、追求与“理想”。当那个看上去“满没向光（读去声）”但却满怀善良的村夫老莫思思谋谋终于很体面地过了一把戏瘾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可不只是“听着听着就笑了”的喜悦（《谁在那儿歌唱》）。亲娘抛下后大的家跟着别人私奔了，而自己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跟后大生活在一起；后大十分辛劳地养育了自己，自己得了奖的作文中写的却是另一个几乎与自己的生命无甚关联的亲爸；尽管写了亲爸，而后大仍然像原先一样厚道地亲爱着自己。真实的生活总不会是十分圆满，像一篇优秀作文似的十分通顺和过多理性的（《咱大咱妈》）。县长要来视察了，村民倾其全力要给县长一个美好。而县长来了之后，暴雨和冰雹也一起来了。村民有村民的苦痛，县长有县长的自在，两个完全不搭界的世界，并没有因为县长暂时歇息在村支书家中的“地理”因素而有所改变。村妇号哭苍天的声音尽管县长是听不到的，但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代，敢哭苍天就已经足够“抓起来坐牢”了（《荒年》）。小叔子跟嫂子的乱伦故事多了。这两人的故事发生在“大哥”病得快要完结生命的那些日子。面对日本鬼子的屠刀，一个只能爬在地上匍匐着前进的肉体，一刹那之间却升华为精神。于是，精神彻底战胜了肉欲，死人永久打败了活人。（《在路上》）……这些小说让我看到了侯波的另一面，“高格为人，低调处世”真还没有变，但“平平常常”与“木木囔囔”却不尽然了。“世事”无须“练达”，“学问”就在其间；善恶不必彰显，褒贬自是“洞明”。一个没有点儿“脑水”的平庸之辈，要想走到这一境地，又谈何容易！
    然而，如同这些小说较好地表现出了作者的深刻、善良、圆通与智慧一样，作品的某些不足也没有被他的“小说作法”所掩盖。纵观当代文坛，几乎所有成功的新写实小说都表现出某种艺术特质，那就是它们看似平常琐碎，未经“雕琢”，完全是生活之“原生态”的样子，实则细针密线，严丝合缝，是很有些艺术匠心在其中的。论人物，“来龙去脉”宛然可辨；论故事，“按图索骥”现实其源；论情节，起承转合有迹可寻；论细节，凸如浮雕仿佛亲历。而侯波的一些小说，人物往往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来时无影，去时无声，这就有点儿太过随意.

好在侯波还年轻，用他的写作实践去校正略有偏差的“文学罗盘”还有的是时间。像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短篇小说《品质》中的格拉斯先生一样，只要看重自己的手艺，那就埋下头来一针一线做好每一双手工靴子，直至被“饿死”。因为面对高科技生产流水线和它的毫无个性与“人性”的“标准牌”鞋流，您在“顶好的靴子”和绝不“断炊”之间，从来就没有第三种“顶好的活法”。
    要知道，不管是“谁在那儿歌唱”，读者可只愿听到一个真实的侯波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