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晚期有关新国都选址的讨论非常热闹，许多城市都被提及，作为候选，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优势。各方面意见充分表达了，政治上的决策当然还是政府。当政府执意还都南京时，谁也没有办法。再后来当政府执意选都北平时，也是同样的道理。知识人所能做的，是尽其所能表达自己的见解，不说白不说；政治家所能做的，是充分听取知识人的看法，权衡利弊下决心。

还都南京，选都北平，或许都有道理，惟为了选都北平，极端者如胡秋原竟然别出心裁提出建都长春，以便反对者讨价还价，最后“才能折衷到北平”。

胡秋原是当时著名政治评论家，他在《长春建都论》指出，中国新国都的选址至少在战后数十年内应在长春，因为东北为中国的生命线，而日本为中国惟一根本的敌国。中国如欲对抗这一敌国，最有效的办法莫如将国都置于生命线上，以防日本卷土重来。且东北本身至富，在经济上亦有建都的资格。此外，为了洗涤日本对东北进行奴化教育的恶劣影响，以及鼓励东北父老，亦应该将新国都迁至长春。

由于胡秋原的这项建议太偏激了，在当时的讨论中并没有引起各方真正重视。但胡秋原关于建都东北的思路确实有一定意义，开启建都选址另一种思路。

在胡秋原的文章发表大约一个月之后，《大公报》社评撰稿人谷春帆发表了一篇文章予以积极回应。谷春帆接着胡秋原的建议继续说，以为战后新国都应该考虑设在松辽平原，退而求其次，不得已始可建都北平。假如一定要建都北平的话，谷春帆建议另选成都、重庆为陪都。

谷春帆在《选都商兑》这篇文章中说，中国战后要靠工业化立国，要以工业化的姿态谋求发展，因此新国都必须选在一个比较成型的工业区域中心。要成立一个工业区域，要有铁，有煤，有石油，有大量可供发电的水源等客观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举目全国，有这样资格的地区，似乎只有东北与西南，而东北尤胜于西南。因为，东北是中国战后国防第一线，建都东北是积极前进的，是与中国未来工业化发展方向一致的。反之，西南是退缩苟安闭关自守的，可以建为陪都，以补东北的不足。

而且，在谷春帆看来，东北有优良的海港，铁路最多，国际交通亦便，货物往来甚易，为西南所不及。从地势上说，东北亦非孤悬，并非与西南缺乏联系，并非十分危险，故建都东北并不是消极防范日本，而是中国的积极发展，是中国走向工业化，完成工业化最便捷的路径。

其实，胡秋原、谷春帆等建都东北的建议者，都没有想到1949年后的中国会一面倒向苏联。假如他们想到这一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判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