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要革命

——访散文家、评论家王剑冰

赵宏兴

赵:你在很早以前就写散文诗了。 

   王:是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99散文诗丛书”里就有我的一本。

赵:你是从散文诗开始起步创作的？

王:是从诗歌，然后过渡到散文诗的。

   赵:这其中你有什么感受？

王:过去，我接触过一些诗歌作者，他们写了很多的诗歌却发表不出去，因为，发表诗歌的门槛太高，园地太少，我当时就给他们出点子，建议他们把这些诗歌用横排的方式寄出去，它叫啥东西别管它，先给你发表了再讲。后来有的作者成功了，给我来信表示感谢，说这种成功是曲线救国。成功了后，再转过来写其他东西，就好办多了，编辑就有点高看他了，比从来发不出去的要强。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问题，散文诗假如要是竖排的话，可能是一首诗。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诗和散文诗是很难界定的，有时候是很接近的。散文诗作家与诗人的气质是相通的，对事物总是用一种诗性的眼光去看它，激情在里面涌动，首先打动的是自己。这个诗性的东西，你想要把它表达出来，你还要用诗性的语言，所以写着写着不是散文诗就是诗了。

赵:现在你是一个著名的散文作家了，还写不写散文诗？

王:写。但不多，是应用式的，如配个图配个明信片什么的，不是自觉的，自觉的功夫我基本上花在散文上了。

赵:我看过你的散文《绝版的周庄》，它选入上海高一语文课本，还有全国初中语文读本七年级下册，我觉得这里面有很重的散文诗痕迹，你是如何看的？

王:但我当时是不自觉的，实际上我们有好多写作都是不自觉的，我当时只是进入了一种诗性的境界里去写，那种诗意肯定不是散文的，现在想来应该说是散文诗的，这个时候你说《绝版的周庄》是散文诗，我觉得还舒服点。

赵:你多次呼吁散文诗要大包容，从你编的散文诗选本里也能反映出这个观点，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大包容？

王:为什么我编的那个散文诗年选里有许多别类作家呢？小说家也好散文家也好理论家也好，我就想把他们拉过来，叫他们承认散文诗，让他们认识到你的作品已经“触电”了。接受散文诗的人越多，那么影响也就越大。这就有点像跑马圈地，你要先把土地尽可能多地圈过来，然后再搞开发利用。如果你连土地都没有，光在那里谈开发，不是纸上谈兵吗！

赵:你说的很有道理，生物进化学也是这样，一个物体，越是包容生命力才会越强，散文诗除了大包容以外，还有哪些事情要做？

王:散文诗的革命。散文诗为什么没有进行革命呢？就是因为第一没有人重视它，第二它没有成为大气候。

 新世纪以后，首先是诗歌，进行了几次大胆的革命，革命到现在，旧的、原有的，包括曾经很红火的朦脓诗人已经很少写诗歌了，为什么？因为革命成功了，后来的不知道多少代多少代的诗人把他们挤跑了。散文也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批散文家，包括一批著名的女散文家，经过革命，后来都偃旗息鼓了。之后，小说界来了一大批人，他们在情节上成熟了；诗歌界来了一批人，他们在练意上成熟了；教育界、知识界来了一批人，他们在知识的把握和题材的深度上成功了；再加上评论的，加上艺术的，散文的新面目出现了，这些人一来不得了，他们上了梁山后，重新一排座次，把原有的梁山好汉挤到后面去了，不是原来的座次了，新的好汉不断地进入，原来的觉得不是对手或悄悄地下山了。这是散文界革命的成功。

那么散文诗至今没有人来冲击它，它一直在那里孤芳自赏，总觉得自己本身就很漂亮。这是它的悲哀之处。我们今天看来，有的人写了一辈子的散文诗都没有大的突破，文学界其他名家涉猎得也很少。这说明，散文诗内部没有那种自觉和行动，来革自己的命。这样一来，对散文诗的长久地坚持，年轻的后生感到没劲。他们写出了新鲜的东西，比如，很多从诗人过渡到散文诗来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写出一些篇幅稍长一点的，题材稍大一点的文章。有些就得不到散文诗界的认同。这样纯粹留在散文诗的青年作者就少了，他们或被冠以了散文家，或又去写了诗歌和小说。那么，带有诗性特征的长些的文章算不算散文诗呢？将来这是争论的焦点，而最终的结果我觉得应当是明了的。因为，散文诗再不能满足原有的小题材、小情趣、小见解、小篇幅这种概念了。

散文诗的革命还有在抒情上，我不是不喜欢抒情性，我也难逃脱散文诗的抒情性。我自己的亲身体会，散文诗如果一味地抒情，重复性太大，不光是重复别人，还有重复自己。因为目前散文诗短小，它的产量很大，这样它就不能做到每首都不一样，而且散文诗的抒情，最容易形成押韵和排比，这是散文诗的大忌。当然，朗诵的诗和散文诗在题外，因为那是为了舞台效果。但是从阅读的效果来看，作者写的时候很有劲，但你读的时候特别没有劲。

一味地抒情，最容易堕落为矫情，矫情的写作在散文和诗歌里已经站不住脚了，最容易在散文诗里出现，所以我说要开拓我们的视野，把它的题材拉得更广泛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散文诗的革命是成功的，散文诗作家的作品才能够让人信服，才能让更多的大作家们来从事这个行当，并引以为豪。

赵:革命这个词好，让我想到了创新，希望散文诗通过这个途径能够走出一片新天地。我们一向认为，散文诗是横的移植过来的文体，但我们在对国外散文诗的介绍上往往有些错位。

 王:如果我们只是介绍泰戈尔、纪伯伦这样作家的话，就会感觉到散文诗领域太小巧。这样的话，将来的散文诗就没有大的成就，也很难出现大的人物。世界上有许多不同于泰戈尔、纪伯伦的作家，他们也是散文诗人，如琼·佩斯、奥·帕斯等。

赵:你每年还为长江文艺出版社编一本年度散文诗选，这和漓江出版社的年度散文诗选共同为散文诗作者提供了一次一年一度的快乐大餐。

王:但我在编选时，还是感到了难度。

赵:难度在哪里？

王:就是我上面说的，雷同性的东西太多了，想把书编得多样化，难度非常大。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以我对散文诗的理解，会把一些诗性的散文，放到散文诗中来。

赵:我最近看了程光炜编的一本散文诗，他跟你的思想是一样的，他把培根的一些文章也编了进去，还有尼采的、卡夫卡的等等，其实这也是散文诗，是另一种风格的散文诗。这些过去都是散文诗界没有注意的，现在，把它们作为散文诗选进来，给我们研究散文诗，开拓了视野。

如何把散文诗从众多被淹没的文体里界定出来，这就需要评论家来做，而散文诗的评论却一直是一个弱项。

王:是这样的。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一套“后散文丛书”，这些作者原来都是诗人，他们的那种叙述，那种语言，那种认识事物的理念，和我们原来的散文都不一样。散文觉得这东西新鲜，把它拿走了，实际上把它拿走的，应当是散文诗，但散文诗界没有人去做这样的事。

赵:这样给散文增添了新鲜的血液，造成了散文诗的贫血。我一直认为一些散文诗文体或作者的流失，给散文诗的研究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王:实际上那些人不写诗后，首先走的是散文诗这条路子，但是如果没有人给他冠以散文诗人，而别人给他们冠以了散文家，他们何乐而不为呢。其实，我们应该及早地把他们拉过来。这是什么坏事呢？你硬是不要人家，或者说这些人的出现散文诗评论家没有敏锐的发现，这就构成了散文诗界的缺失。

、（选摘于《文学报》）